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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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周总理果然在北京给云燕铭亲自写来了一封长信，他除了对这出京剧反映东北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壮举表示十分赞赏之外，还另外讲到已经把这个现代京剧的剧本，交给了当年曾在东北进行革命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并转达他阅读之后所提出剧本的“李铁梅通过土炕摸到邻居家”一个细节，要再深入生活，进行一番认真仔细地推敲。这一个细节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而在京剧中只是通过舞台的道具和情节来设计的一个很细小的动作。因为刘少奇主席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在东北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也真想不到刘少奇主席看得是这么仔细和认真，所提的意见也是那么内行、中肯。周总理最后在信中诚恳地提到，为了这部现代京剧长期演下去，剧组人员一定要深入生活，把剧本改得更好，演得更好。云燕铭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看着周总理的来信，心中泛起的一股股暖流，更加坚定了要演好李铁梅的信心。
哈尔滨京剧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出现代京剧排演得更加扎实，更加感人，于是暂时停止京剧的公开演出，以编导演为主的剧组人员，第一次来到当年“北满抗联”曾经战斗过的北安、龙镇、黑河等地进行实地的体验生活。这些京剧演员们和编导等主创人员，吃、住、劳动，都和当地的铁路工人一起进行“三同”，从中不但逐渐了解和熟悉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把普通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去粗存精，有所取舍。“生活是创作源泉”，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不但验证了刘少奇主席所提出的那个东北当地两家居民的炕洞不能相连的不真实的细节之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真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了解和懂得许多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看来从事舞台表演的京剧演员们，也要同其他艺术创作的演员一样，必须要有深入生活到情感积累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大家深深地懂得，单凭着快捷的排练和模仿着演出，脱离真实生活的想当然地去表演，其艺术生命力会大打折扣而不会长久。所以，编导便把这一细节马上改为“李铁梅从后屋的小窗口钻到邻居家里去”，从而使这一细小情节更加符合实际生活。随后，哈尔滨京剧院再次恢复这出现代京剧的演出，演员们在舞台上所进行的表演，有了明显不同的感悟，其表演的感染力通过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也更加的深入人心，让前来在此观看的广大观众更加赞叹不已。在演出中男女主人公所使用的“红灯”道具，还正是在体验生活时接受的一位铁路老工人送给的他在伪满时期曾经使用过的一盏方形铁路信号灯，以更加符合剧情的需要。
哈尔滨京剧院成功演出的现代京剧，也使远在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而按捺不住。由凌大可、夏剑青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现代沪剧《红灯记》，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演出没多久，这个沪剧剧本传到了江青的手里，江青看后，对此表示出异乎寻常地浓厚兴趣，于是，在1963年国庆节过后，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著名须生演员李少春扮演李玉和，著名旦角演员杜近芳扮演李铁梅，著名老旦演员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著名花脸演员袁世海扮演鸠山。在第二年的1964年７月，先入为主的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作为同一内容、不同剧名的现代京剧，都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７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何慢”的评论文章，热情赞扬京剧现代戏《革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在京剧革命中“勇似长江浪”。
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的期间，江青曾经把两个剧院的剧组人员全部召集在一起，她提出要求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改编好这出现代京剧，并武断地决定要统一剧名，为了不和已经上演的电影片名相重复，确定以《红灯记》为统一不变的剧名。江青还突发奇想地一时心血来潮，把剧中的叛徒王金才巡长的姓名，不知何故地改为叫“王连举”，同时，江青还霸道地命令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全国的巡回演出，要停止一切唱片的发行，要停止一切对外的辅导。这三个“停止”无疑地宣判了哈尔滨市京剧院一年来苦心排演、并且已经取得演出成功的这出现代京剧的死刑。江青明确地要让原来剧中的女主角李铁梅退居第二位，要给剧中的男主角李玉和让道。江青还说：“只能有一个京剧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后来，舞台上的李玉和形象，简直愈发成为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三突出”、“高大全”的注释符号和标志了。首演李铁梅的云燕铭，当然心里想不通，她也绝不同意江青的观点和意见，但是，到头来还是胳臂扭不过大腿，她气愤填膺，也只有保持沉默。中国京剧院一团则是完全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和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相互关联。而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则就此被迫偃旗息鼓，遭到封杀。
与此同时，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担任团长，赶紧组成一个专题考察团，前往上海去观摩仍在那里演出的现代沪剧《红灯记》，并认真仔细地去借鉴同名的现代沪剧之中的许多可取之处，在已经公演的原现代京剧剧本上再次进行修改。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转眼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席卷而来。所有的电影通通被打成了“毒草”，所有的舞台通通被迫拉上了帷幕，所有的文学作品通通被封存或者烧毁，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将要触及到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一直活跃在文艺界的江青更加猖狂地跳到前台，以“文艺旗手”自诩，她把最感兴趣的地方戏曲，通通勒令他人改编成现代京剧。以一个全新的面孔进行大刀阔斧的所谓的“京剧革命”。这种“京剧革命”首先挑选的主要题材全部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斗争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当然，后者一定要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与隐藏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情节。所以，被江青重点列为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之内的就是已经在全国广大观众心目中，通过故事影片、现代京剧和现代沪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所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红灯记》。
在随后的正式演出当中，江青总是“横挑眉毛竖挑眼”，多次当着副院长张东川的面，指责阿甲和李少春把戏给改坏了，并下令立即修改。她在文化部部长周扬、副部长林默涵、徐平羽等人的陪同下，再次观看彩排，对一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的修改，大发雷霆，同时，对不服从她的命令的阿甲恼羞成怒。江青继而把事情故意闹到周总理那里，是总理出面调解，此事才告一段落。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亲自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毛主席对剧中“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这两场戏，最为动情，并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不久，毛主席在江青的陪同下，又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前来北京演出的《红灯记》。
此后，这出现代京剧《红灯记》，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进行独家演出，同时期衍生出来的昆曲《红灯传》当然要悄无声息地下马。所以，江青把窃为己有的所树立起来的“八个样板戏”，再来一番挖空心思、毫无价值的“改头换面”。演员已经第二次进行了必要的轮换，昔日的李少春由于是“牛鬼蛇神”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之初就早已被打倒了，他饰演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接替，杜近芳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也让她靠边站，由刘长瑜顶上李铁梅，唯有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和饰演鸠山的袁世海在当时暂时“幸免于难”，而得以继续在舞台上扮演以往相同的角色，并和刚上台主演的青年演员一同演出。
在令人感到万分恐惧、充满着“文革”运动之中，由于许多文艺团体的编导从生活实际出发，而在个别细节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便被“四人帮”的爪牙们为了忠实于主子，硬给他们扣上了破坏样板戏的“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江青曾恶狠狠地扬言：“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许改！”可是，她自己却出于个人目的，唯恐怕别人说她是盗名窃誉，而故意把《红灯记》剧情中明确说明的故事发生在东北某地，硬是多此一举地改成华北某地。同时江青也是出于对东北“北满抗联”的革命斗争历史有一种人为地仇视，个中原因，便是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后已经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中，“义勇军”则是明确歌颂东北的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的浴血奋战，而词作者田汉因与江青不和，不但早已经被打倒，而且在一年前就含冤自尽。所以，江青决不容许由她亲自树立起来的“革命样板戏”，会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与之牵扯和关联的蛛丝马迹。
1965年２月，中国京剧院在春节刚过不久，就由副院长张东川带队南下到广州、深圳进行演出已经标明为“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其文化底蕴经过千百年来的沉积，已经日显深厚，在文艺一片暗淡无光的当时，由首都一流的京剧院前来演出，自然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深圳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除了漫山遍野的荒草蔓延，便是潮起潮落的海涛声。中国京剧院原来打算只是在此地逗留一夜，走个过场，可是，想不到不但当地的许多渔民早早赶来，风声一下子也传到了香港，那里的居民也都纷纷跑过罗湖桥，不惜步行好几个小时，赶到深圳只有一条繁华商业街东门老街的深圳戏院，前来观看对他们来说是倍感好奇的现代京剧。通过舞台上的剧情发展，通过他们并不熟悉的京剧唱腔，通过演员们深情并茂的戏曲表演，他们不但看懂这出戏的故事主题，而且对大陆在已经消逝的岁月里所发生的革命斗争故事很感兴趣，所以，无论是深圳当地的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大家都把手掌拍得通红，人们的情绪高昂，对这出现代京剧由陌生到熟悉的迅速适应，是作为演出单位的中国京剧院所始料不及的。许多观众在听到演员们唱到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的歌词之时，都纷纷的一呼百应地站起来，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满含热泪的高呼口号，齐声鼓掌，许多地方往往是在演出中间被这种现场的“即兴发挥”被迫中断片刻，这不由得使剧组的人员自然联想到“文革”运动初期，祖国大地到处是上街游行、高呼口号的一片沸腾海洋的情景，而在戏院里的这种引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又一次喧嚣，虽然其内容与实质与之截然不同，可是，这种大大超出剧组意料之外的演出效果，使剧组人员确实感到吃惊不小。在演出结束之后，许多观众自动地涌上后台，要求与演员握手，剧组盛情难却，临时决定召开在此之前并没有计划的观众座谈会，许多观众踊跃参加，一些香港居民在座谈会上由衷感叹地说道：“说实在话，对于大陆的红色宣传，一开始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来看的，想不到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剧情之中，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而且也一下子喜爱上了这台现代京剧”
广深之行，确实给剧组一次非常意外的惊喜，他们在返回北京之后，就迅速向上级领导及时汇报了情况，于是，这出京剧现代戏也更加受到了戏剧界的普遍重视。接着，又在上海一连演出40场。从该剧重新进行“改头换面”的演出一年来，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就有两百多篇。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中精挑细选出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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