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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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肉，也就是烧烤。徐灏说：“小羊味美，为炙尤宜，因之羊子谓之羔。”这是有道理的。


羊羔除架在火上烧烤外，还可以切碎了放进“鬲”中文火慢熬。这样做成的美味佳肴就叫“羹”。如果不放盐梅，原汁原汤，就叫“太羹”。羹字的又一写法，是一个“羔”字加一个“鬲”字，即把羊羔放进鬲中去煮。鬲（li）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有陶制和金属制两种，圆口，三足，足中空而曲且肥大。这种足叫“袋形足”，里面能盛食物，受热面积大，受热均匀，所以能做味道很鲜美的羹。不但羊肉，其他肉类（包括鸟、鱼）也能做羹。甚至水果、蔬菜、豆类所做，只要汤浓，也叫羹，如曹植《七步诗》所云“豆在釜中泣”，做的就是“豆羹”。不过究本清源，大约还应以羊羔所制而最为正宗。


羊肉如此可吃、好吃，当然也就有资格有理由成为奉献给上帝、神祇和祖宗们的祭品，成为请神吃饭宴席上的一道主菜。


神圣的背后


羊的功德还不止于此。


羊肉可食，羊皮则可衣。衣着、穿着、着装之“着”，就是一“羊”一“目”，即可供观看之羊，大约就是羊皮大衣。羊皮做大衣是很合适的。不但穿在身上暖和，而且往地下一铺，就成了毯子，因此无论贵贱贤愚都不妨一穿，只不过贫贱者穿老羊皮，富贵者穿名贵的卡拉库尔羊羔皮（其价值甚至高于貂皮）。也可以把羊毛剪下来织毛衣，没毛的羊皮则可以用来做船。民谣有云：“甘肃省，武威县，羊皮筏子当军舰。”当然这是特例，更多的情况还是羊皮做衣羊肉做菜。这真是妙不可言。一道“手抓羊肉”（羞），一件“羊皮大衣”（着），便概括了饮食服饰两件大事。善哉羊也，真乃我之衣食父母！


不过，我们的先民对这位衣食父母，似乎并不礼貌有加，反倒时时打它的主意，要把它捉来杀掉。这也怪不得咱们。那时肚子实在太饿，吃口肉又实在太难。你想那个年代是谁的天下？满世界的凶禽猛兽，猛犸象呀，剑齿虎呀，目中无人横行霸道，不被它们吃了就是好事，还敢打它们的主意？其他体大肉多的动物也不是没有，野牛啦，野猪啦，大狗熊啦，梅花鹿啦，可就凭咱们那两下子，你逮得住？顶多也就是逮个兔子，抓个老鼠，捕只鸟，钓条鱼，再弄点贝类螃蟹什么的。可那么一丁点肉，解馋都不够，更不用说让一大家子人维持温饱奔小康了。


幸亏有羊。羊这东西，跑又跑不快，打又打不赢，体又大，肉又多，捕杀起来非常方便，还成群集队的，简直天生就是上帝赐给的美味佳肴。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義，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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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二　生命与血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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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之所以为“祥”，其功德恐怕首先在于可吃和好吃。因为有了羊就有饭吃，当然“吉祥”；没有羊就要饿肚子，当然“不祥”。反正吉祥不吉祥，就看抓不抓得住羊。


这就要想办法。办法也很简单：抓不住就骗。羊的智商大约是比较低的，又喜欢随大流，盲从。只要你装成它的样子，它也不辨个真假，就傻乎乎地跟着你走。于是先民们便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将其一举捕获或诱入某地。这就是最早的“着羊之装”。所以，至今我们还把伪装称之为“佯装”，把假装攻击称之为“佯攻”。佯装就是“装羊”，现代汉语演化为装洋、装样、装洋蒜；而那些头戴羊角身披羊皮装作羊儿混入羊群的猎人，也就是最早的“羊人”。


由此可见，“羊人”本是“佯装”，是一种狩猎技术。当这种技术获得成功并屡试不爽时，原始先民们便连自己也迷惑起来，以为羊皮羊角与真羊之间真有什么联系。而我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義”，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祇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当然和義、美同意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有奶便是娘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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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二　生命与血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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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最值得崇敬和感激。实际上，娘亲娘亲，不亲在生，而亲在养。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也不会有什么“血缘”之类的观念。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甚至“贵为天子”（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也如此。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乳房叫做“妈妈”，把吃奶叫做“吃妈妈”。这就等于说，母亲就是乳汁，就是哺育者。所以，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如乳母、养母。再广义一点，如母校、母亲河。总之，有奶便是娘。


有奶便是娘，这话似乎不中听，却很实在。因为给我们吃的，就是给我们生命。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所以母亲就是天，就是神。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差不多都是母亲神。欧洲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意谓生育）和硕大的乳房（意谓哺育）。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乳房。这么多这么大的乳房，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而是为了吃。或者说，为了生存，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谁要是不感激，那就是没良心。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要遭报应，也许再也没有吃的。


于是，乳房们和有着硕大的乳房的女人们，就这样走上了神坛。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反过来也一样，伟大神圣的，也一定是可吃的。国家是伟大神圣的（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是可“吃”（吃皇粮）的，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不好意思”。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所以也是可“吃”的。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或者说，谁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把谁看作天、看作神、看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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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饮食　二　生命与血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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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


吃出来的血缘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做“爹家”，“婆家”也不能叫做“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水浒传》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间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