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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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对自己的作品，是持有自己的看法的。他预感到《红楼梦》不易被人所理解，所以才发出“谁解其中味”的慨叹来。他是喜欢庄子的洒脱的，但他也理解到庄子是在阐述自我。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脂砚斋所以评阅《红楼梦》，不也是企图帮助后人能了解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吗？对《红楼梦》从来就是众说纷纭。曹雪芹不是一位接受美学论者，他有自己的见解。他咀嚼过人生，他体会到人生味，他想把它说出来，和人共同吟味，重新咀嚼。
曹雪芹宣扬：女人是水作的，男人是泥作的，这本是老百姓流传的说法。老百姓还说地是靠水在载浮着。地球就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驮着。有气的地方就有水在，生命由水化生。清代贵族妇女的嫁妆都配有一台“犀牛望月”，还有嵌金嵌银的，在故宫博物院仍有实物可寻。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颐和园里的镇海铜牛，从而体会到水和牛的关系。
如果说老子发现第一自然，用五千言《德道经》来解释他的“天道观”；孔子发现第二自然，用《论语》（子张学派记录）来说明孔子的“人世观”；那么，第三个自然，也就是“情欲观”，应该推由曹雪芹发现得最为全面，他用《红楼梦》来表现它。曹雪芹揭示出来“情身”、“意淫”诸般论点，他曾经用十四个字来概括——“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发现了感情宇宙，感情的天地，感情的海洋，化生出感情的肉体来。感情是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伴随着意志、权力、相互支配、相互接受、相互了解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和金钱、商品等变化而发生变化……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充满着人情世故，人际关系超过了其他一切关系。在这样没有止境无可排遣的交接中，人们便以情感的内耗和人性的失落作为支付的代价。
贾宝玉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扭头便走，就是这个道理。这副对联，和“情天情海幻情身，情若相逢必主淫”正好反着个儿。
曹雪芹敢于为警幻仙姑称之为“天下第一淫人”的贾宝玉立传，没有涵天盖地的胆量，能做到吗？没有为提高人性素质而争到底的勇气，能这样吗？关于“意淫”，警幻仙姑认为只有宝玉做到了，但并没有作更多的说话。因为《红楼梦》会为之作注解。
曹雪芹曾自号“梦阮”，阮就是阮籍。像孔子梦见周公一样。曹雪芹也可以说是“从阮”了。阮籍，这人与众不同，邻家有个女孩死了，她生时很漂亮，和阮籍既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过从，但阮籍却为她送葬。他去吃酒的酒馆掌柜的妻子很美，阮籍酒后常常卧在她旁边睡着。掌柜暗中考查，什么事也没有。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也要为她送行。阮籍这种心理行为可以认为是“意淫”的滥觞。阮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不是一个苍白的五陵少年，他更不是一个逐酒寻乐的浪荡公子。他是一个充满理想有大抱负的人，阮籍为我们提供了与曹雪芹同调的历史人物。曹雪芹提出“情身”，可见他是主张灵肉一致的，他不同于柏拉图式的恋爱观。从他笔下写出贾宝玉泛爱众而心劳，情专一而泪尽；心劳而无补于人，泪尽而自我毁灭。《红楼梦》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它揭示出作者一个迈古超今的大主张，也就是曹雪芹的“情欲观”。王夫之曾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欲即天之理”，天理就是人欲。戴震则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他认为“欲、情、感，都同感接与物”。戴震比曹雪芹要晚些，但他们的时代背景，都在一个平面上。他们无异为《红楼梦》作了哲理性的评注，作了脂砚等人所达不到的评注。至于“食色，性也”这句话，不管是王侯老爷，还是贩夫走卒，都能张口说出。曹雪芹是任性、适情、认理的人，但人们反以为他性格乖张，不适世故。实在由于曹雪芹反对矫情。例证之一，比如把茄子做成茄鲞，要费十几道工作程序，做出来使种茄的人瞠目结舌，认它不得，吃不出茄味来，连说：“罪过！罪过！”使一个鲜嫩的茄子经过了十几道轮回，脱化成为茄鲞时，早已失掉了茄性，成为另外一个负数的茄子了。例证之二，“大观园”里出现“稻香村”一景，从贾政到清客都连连夸好，众人也想要宝玉说好，可是宝玉偏不。因为这种田庄，是穿凿扭捏而成，非天然而为。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他借宝玉之口，反对矫情。曹雪芹主张自然，任性适情。对一般事物如此，对爱情更是如此，诸凡穿凿、扭捏而成的，他最为痛恨，都深恶痛绝。他最反对因袭理数。
关于《红楼梦》闹过许多悲喜剧，有人把它作鸦片，要输出它去贻害外洋，有人把它作为女皇的垫脚石，但历来也有各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抒发他们的劳动成果，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欣赏理解这部惊天动地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的可贵性，还在它不仅在思想的长河里划动前进的筏子，而且用形象来说明问题。《红楼梦》中几乎没有任何说教，出场的和尚、道士，以及清客（腐儒），几乎都是否定的人物，只有警幻仙姑的话，才最具有权威性。因为她是情欲观的代表人物，是代表情欲的女神，是万艳千红的表率，但她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把她的妹妹引见给宝玉，教他们并不是按照仙家箓条行事，而是从人世间的自然活动开始。
莎士比亚借角色之口，来表现他演说的天才，这一点，已使托尔斯泰感到不耐烦。而托尔斯泰更有意思，他常常以作者口吻来解释他创作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却牢牢把握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他们的内心作出无微不至的跟踪。人们愈读愈发现它剖析得深透，表现得细腻，点拨得惊人。凭着这一点，使《红楼梦》永远站在艺术的峰顶上，而且会越来越受到人类的欣赏和了解。
（原载台湾《中华日报》副刊，1991年7月17日）
曹雪芹和孔夫子
看一个人的传记或者是传记文学，不管它所写的事迹是平凡的，或者是离奇惊险的，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想了解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本质。比如，我们读《鲁宾逊漂流记》，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荒岛上的生存奋斗；同时又会感到作家笛福的思想，是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要求向外开发的思想反映，至于笛福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倒成为次要问题了。
若有人要为笛福写传，或者以他作主人公来敷演小说，我以为弄清时代所赋予他的思想特征，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的话，也许会使笛福的刻画受到损害，看不出笛福的真正形象来。
当然，任何小说家都不会把哲学论文插入作品中来，以求阐明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尽管巴尔扎克喜欢演说，托尔斯泰好发议论，然而他们还是留下更多的笔墨由书中的人物行动来表现，而尽量隐蔽自己的观点。曹雪芹恐怕更是这样。借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喜欢运用“不写之写”的艺术手法。这样一来，我们对曹雪芹的思想做点“钩沉”工作，似乎是可以允许的了。因为，一部作品必然是受作者对人物和社会的看法，也就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
由此，我常想到，曹雪芹对孔子的思想到底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和吴敬梓一样，反对科举，反对俗儒。曹雪芹甚至表现得更加明确。可是，曹雪芹又借宝王之口说过“孔夫子”是“亘古一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以为，这是基于他对“明明德”三个字的理解上。要阐发“明明德”的含义，不妨从“四书”、“五经”里来找根据，似乎更可靠些：任谁都会承认曹雪芹是读过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必读书。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又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些话在封建时代，一般士子都会记得很熟。但在各人脑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大一样。尤其会使一些人从中得到启发，甚至成为自己思想的新起点，而与私塾教师的启蒙课背道而驰。五材“杂以成百物”的思想是与古希腊和印度的哲学家的认识相通的。也就是，指出事物是由几种原素组成。“以他平他”的意思，换成现在的流行话语，即是使彼此维持平衡。
史伯又指出，自古以来就是“建九纪以立纯德”。“九纪”中包括金、木、水、火、土这“五材”。“材”就是“素”，在古代有与“原”、“质”相近的含义。材的“德”，也就是“素”的“属性”的意思，因为“德”字最早的含义，是指“物”的“本性”说的。“纯德”对“素”来说，是指“素”的特性，即“纯粹”的属性，也就是原本的属性。从这里，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最古的哲学概念中，是用“德”来概括物性的。“物”的“本性”不受蔽弃，或说焕发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谓之“明德”，即物的本然属性。
马王堆发现的帛书《德道经》，把“德”放在“道”的前面，这就对了。老子哲学的本来面目，正是先说“德”，再说“道”，即先阐明事物的本然，阐明“物”和“性”的统一性。明白这种规律，按此规律行事，才是“道”。《德道经》的发现，有可能改变我们对老子哲学的某些传统看法。
从《尚书·洪范》“乂用明”和“攸好德”的语义上，也可以反映“明”和“德”的古老联系来。对“物”的本“性”有了认识，就谓之“明”，反之就谓之“昧”。“昧”也就是“暗”。“乂”通治，使事物本然显示出来才能得治，使事物的本然不受损害，才能达到治。“治”与“理”通。
《大学》开头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是指事物的本性，未被蒙蔽的本性。而“明明德”，则要求人们去揭示那些原已显示出的事物的本性来。《大学》的目的正是为了穷极事物的“真理”（至善），穷极事物的“真理”即是“明明德”。《大学》思想中的这个认识的动机是什么，在这儿不必探讨。如何成为孔子的思想，在这儿也不作探讨。我只想到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唯独对“明明德”这三个字加以肯定，这说明曹雪芹对“德”的理解是按古代哲人史伯这一派的解释发展下来的。
处在新旧交替时代中的曹雪芹，提出了“明明德”，正是要求重新认识那些本来被人们认为已经认识的事物。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也就是说，他主张对事物要还它以本来面目，不要按老“规矩”、老“套头”来行事，而要对历史作重新的估价。借“明明德”以阐发自己新的思想，这种做法，正和戴震从解释《孟子》字义来阐明自己的唯物思想一样，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另外，我以为也正是曹雪芹对“明明德”一语感悟至深，因此对说出此话的孔夫子才赞誉为“亘古一人”！
当然，曹雪芹和戴震也并不完全是假借孔子和孟子的名义，来宣传自己的思想的。但也很难想象，思想的传统影响和历史生活的局限，在他们身上已经得到全面的突破。但我们不妨说，是曹、戴二人，取得古代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这个“内核”，几千年来被人们囫囵吞到肚里去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戴震、曹雪芹等人开始把它取出来，要揭示出它本来的面目。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哲学家戴震和文学家曹雪芹在思想上的某些共同点，和勇于探索的性格相近的特点了。
曹雪芹不是哲学家，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我想就贾宝玉口中的这两句话，来窥探一些雪芹的思想，对我自己说来，对认识《红楼梦》和曹雪芹都会有点儿帮助。因为，决定一部作品，首先是看在产生它的那个历史时代中，它所体现出的思想，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我对曹雪芹思想的理解，只不过是我个人极为粗糙的一些想法。对“明明德”这个问题的看法，曹雪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他曾给过我们这样一个命题：“假作真来真亦假。”因此说他想用贾宝玉的话“来瞒混过去多少读者”，在逻辑上也是通的。我也未尝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后来，在对“明明德”的认识和理解上，我认为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表现了曹雪芹之所以为曹雪芹。唯其真，他才更伟大；也正由于是真的，他才能和戴震等思想家不谋而合，也就会看到他们同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传播自己思想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既有真知，又有胆识。
（原载《江淮学刊》4期，1982年7月）
王夫之与曹雪芹
孔子是大圣人，主张述而不作，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历史给他以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