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经典美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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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现在名声大了。”我说：“她也常到这儿来吃饭？”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她似乎对我们是搞出版的来了兴致，话稍多了几句，淡淡地说：“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院里长大……”我说：“那你父母在出版社工作？”她依然用平和的语调说：“我的继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编。他叫李某某。”我说：“是他呀，还是一个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书都是他设计的。常买人文版图书的人，肯定知道李先生。”这似乎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是吗，他还这么有名呀！”很显然，她还真不知道李先生的名气。这时，我仔细瞧了她一眼，说不上漂亮，然而有一种气质在，是那种有一定文化层次的未婚大龄女性所特有的气质，有点冷，有点无奈，仿佛还有点渴求。
这时，突然响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我们几个全都抬起了头，先是对视一眼，接着就寻找声音发自何处。在伦敦，还能听到我们的国歌？！原来，是从女老板的口袋里发出的声音——是她的手机响了。她将手机铃声设置为我们的国歌声！
她到一旁接电话了。
在国内，每天看新闻联播，每天听这支歌，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如此特殊的震撼力。这音乐，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时间，我们几个都沉默不语了。哦，国歌，“金筷子”餐馆里从手机中发出的这么柔弱的声音，却那么的强有力！
接完电话，她过来又为我们每人加了一小碗汤。我们问，你的手机中怎么会有国歌呢？她说：“想家。特地灌进去的。”我说：“在英国，手机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音乐？”她说：“可以的，就是麻烦一点。”
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话说。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在心中品味着她的“想家”二字。我还品味着“金筷子”这个店名，筷子，是中国才有的，“筷子”却是“金”的！中国的筷子，在她心中有多大的分量啊！
过了会儿，我问：“最近有没有回到国内看看？”她说：“在伦敦的时候想着北京，回到北京又想着伦敦……去年春节回北京了。我什么人也没有找，在宾馆住了三天，这三天都打着车在街上转……”她的声音很低。听她的声调，我被她的伤感所感染，“……后来，就到日本办事了。”
她说了，她想家。北京，是她长大的地方，有同学，有亲人，至少，有熟人，她却谁也没有见。她有一个继父，她母亲还在吗？她与母亲说不上话？或者母亲待她不好，所以她出国了？也许，她的爱遗失在北京的某个公园，遗失在依然涓涓而流的水中？无家可归？还是有家不想回？她在北京转了三天，她在寻找感觉还是寻找梦？哦，我实在理不出头绪。萍水相逢，我们也不好多问什么。总之，我觉得她瘦弱的身躯里装了很多心事，很多理不清的情感。
接着，我们又无话可说了。还是她打破了沉默：“我给你们加一道菜吧。”我们谁也没说客气话。一会儿，她送来了一盘青菜。后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的脑子在“过电影”，这还真是我们欧行路上唯一的一次加菜，虽然只是一盘青菜。
我们走了。女老板把我们送到门外，神情恋恋的，又把我们送到了停车场。起风了。我们要上车了，请她回去。她说：“一路上要多小心啊，过马路要小心啊。英国的方向盘在右边，和国内的不一样，过马路要先往右边看，不是像国内那样朝左边看啊！”她的语气，像母亲送孩子上学，像妻子送爱人远行……她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她的心中怀有多少的善意啊。我们点着头，却什么也没说。我们用眼神和笑容向她告别。我们上车了。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她右手接着电话，左手上举着，晃动着，目送着我们远去，远去……所有的中国人都远去了，只有她留在这伦敦的风中。这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那手机里发出的国歌声，有那么点儿忧伤……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远在异国他乡，她是孤独的。愿她手机中的音乐陪伴她走过一天又一天，愿她平平安安。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喝自己的血》
双鱼
作者：三毛 字数：658
深夜的街道斜斜地往上通，她的摊子有一支蜡烛在风里晃。天冷，地势海拔四千米，总是冷的，尤其在夜里。我停下来买一条煎鱼，鱼是煎好的，放在报纸下面，印第安女人很自然地要将鱼放回油锅里再热给我。看到地上纸盒里还睡着一个娃娃，不忍她为了我一点小生意再麻烦，再说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当时是要戒严的，我催着她要付钱，说冷鱼也很好吃，快卖了给我收收摊子回去吧！那个女人仍然要给我煎，一面下锅一面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她起身紧了一紧披风，急着收摊子背娃娃，就在那时候，我发现她的身上、胸口，晃动着两只银色的鱼，是晃动的，好似在游着一般闪闪发光。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摸。“你卖不卖这对鱼？”问着自己先脸红了。那女人愣了一下，怕我反悔似的急急地的：“卖的，卖！”唉，我是个讨厌的人，利用了别人小小的贫穷。我们双方都说不出这双银鱼该付多少钱才好，对着微笑，都很不好意思。最后我说了价，问她够不够，她急忙点头怕我要反悔，急着将银鱼从自己身上拿下来，鱼下来了，夜风一吹，吹掉了她没有别针的披风。
“我还有老东西。”她说，要我第二天去街上找她，我去了。第二天晚上，她给了我照片下面的两副红石头的耳环，也是我出的价，她猛点头。拿下了她的家当，又好一阵心里不平安，将耳环用手帕包了又解，解了又包。好几年来，这个女人的身影和她的摊子，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我的心里掺杂着一份内疚不能退去。我想，再过几年如果回去拉巴斯，我要将这几样东西送回那个女人，毕竟，这是她心爱的。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的宝贝》
门缝中的童年
作者：林彦 字数：6482
河流到秋天总要弯弯瘦去
水瘦了，栖镇也褪了姹紫嫣红，和秋水一样清清奇奇的瘦。
这是我十岁前对故乡最深的印象。水一消瘦，栖镇沿河的石埠也深沉起来，下河提水或到船头搬粳米要走十四级石阶，春天只走八级就够了。江北的小城栖镇好像蛰伏在水墨的色调里，水是无色的白，将小镇的街织成网。街檐下小船穿梭，船篷和屋檐一律是墨迹淋漓的黑。黑白之间横着灰暗的单孔石桥，是路的过渡也是颜色的过渡。下雨天青石街道上印着成串光润的脚印，如意楼茶馆里像悬浮着一层烟，说不清白或者绿。茶馆与满街木楼的表情都是百年孤寂的，到处嵌满苔痕，苔痕上密布着时间的字样。童年时代我每天从夹在石桥木楼之间的小街上走来走去，把时光年复一年地走掉。
事实上，我很少怀想童年。童年时代我总是坐在门槛上心事重重地咬手指甲，我父亲远在省城，每周回栖镇度周末，把在外面积攒的郁闷和烦恼加倍地挥霍掉。母亲独自在栖镇阴暗的老屋里照看我和妹妹，忙着到缫丝厂做工或者熬药，偶尔也忙着和父亲争吵。她年轻时光洁的脸不到四十岁就终日浮肿着，可以想见当时的日子是怎样黯淡无光。
比较快乐的时候是在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母亲带我和妹妹去罗汉桥边的梅先生诊所。妹妹打针，我瞅准机会玩。诊所是很好玩的，那么多药瓶像装着无数的秘密，幽蓝的酒精灯，煮着一盒闪亮的针头，刀子镊子钳子也是亮闪闪的，比玩具精致。我老想摸摸梅先生漂亮的针管，一点也不害怕，我是不生热疖头的。生热疖头的家伙在我面前一向是威风极了，可是一进诊所就哇哇乱叫，不可避免地挨上一刀。梅先生忙不过来时，也支使我取药棉和纱布，满口夸我伶俐。有一回趁梅先生给妹妹打针，我偷偷拿了她的刀子，溜到挣扎哭嚎的木生背后，他一心提防梅先生，没提防我手心痒，朝他脖根栗子大的疖头捅了一下。梅先生骇得孩子一样叫起来，把脓血飞溅的木生吓得怔怔的。
类似的错误我没少犯。我不活泼，可是闯的祸一点都不少，例如拆了家里的闹钟组装玩具手枪，在茶馆捡香烟盒子碰碎茶碗，让母亲骂成缩头缩尾的猫。如果撞上父亲就更惨，他竖起眉，直接把我拎起来丢到门外，罚我一餐不吃饭。这种时候我习惯蜷在一个门角，怯怯地往门缝里瞅。家庭就依赖这道缝，拴着一个孤独的影子，直到黄昏巷子里响起母亲细长哀切的呼唤。
螺蛳弓的“牵绊”
栖镇木楼的门除了沿街铺面，大多数沉默地关着，人和蚂蚁都在门后的世界里忙碌。推一道门缝，一个浓缩的世界也随之敞开。我喜欢去东街玻璃店看人用吹管吹出一个通红透亮的玻璃泡，看澡堂里姜麻子挥刀把人的脚茧削得雪花飘扬，还有小天工木器店里车工做木碗，他们的动作都像游戏，还能赚钱。
小天工接近端午最热闹。栖镇的端午节，白鱼黄酒咸蛋青粽，风俗和江南差不多，稍稍独特的地方大概是满街吃螺蛳河蚌。河蚌炖汤，加咸菜豆腐，浓白的汤汁里透点咸腥，不难吃也不好吃。螺蛳用黄酒红醋炒过，佐以葱白姜末，盛在青青的粗瓷盘里色彩夺目，用皂荚刺挑着吃，味道也比河蚌鲜美。小孩边吃边玩，螺肉一掏尽，马上把螺壳套在螺蛳弓上射出去。
螺蛳弓就是小天工制作的，楠竹弯成弓形，弦上扣一支小箭，空螺壳套上箭头，男孩们挽弓如满月，朝天空啪地射出一片欢乐。清明过后，小天工墙上挂满了各色各式的螺蛳弓，用橙红的桐油漆得琳琅满目，精巧玲珑，逗得我们挨挨挤挤的，唧唧喳喳，两眼直放光。
一到端午节，栖镇楼顶上噼噼啪啪雨点般落着螺蛳壳。只有我照例孤独着，直勾勾望着别人玩得上蹿下跳，我父亲对螺蛳弓深恶痛绝，据说小时候被螺蛳壳射中眼睛，险些看不到这大千世界。他既不给我买，也绝不允许我在那玩意儿上纠缠。他偶尔心情舒畅宁肯给我买比较高级的象棋，结果，镇上只有我两手空空守着冰冷的象棋。我还是羡慕螺蛳弓，好多次凑近邹姨妈家门口，盼望阿晴能记起她的承诺。
邹姨妈不是我姨妈，镇上人都叫她邹姨妈，她的丈夫患慢性黄疸病成天在家躺着。邹姨妈养了一大群绍兴鸭子，这群鸭子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肯吃苦耐劳，也肯生蛋。邹姨妈就靠鸭毛鸭蛋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供女儿阿晴上学。她做的咸蛋很好吃，鸭子吃不上谷米就专捉螺蛳泥鳅，蛋黄红彤彤的特别出油。这么好的蛋还得绕远路到邬桥去卖，很多栖镇人不理睬她的鸭蛋，怕传染黄疸病。
邹姨妈的女儿阿晴比我大四岁，很像邹姨妈，宽宽的脸表情总闷着，成天埋头用功。她表现积极，在学校扫地扯草满头大汗地一马当先，但老师总有足够的理由不喜欢她，不喜欢她莫名其妙的笨，一篇课文抄三遍还背诵不了，攒那么大的劲跟个蜗牛似的进步有限；不喜欢她左手有六个指头，穿的衣服似乎同样散发着病态的气味；更不喜欢她课后目光呆滞地卖鸭蛋，让校长皱眉又不好直接批评。
有一回年关将近，家中来客，母亲忙着下厨，打发我上街买一块钱咸蛋。出门刚好撞见阿晴，她拎一篮咸蛋从邬桥回来，冻了一下午的寒风没有卖掉多少。我把一块钱递给她，看她慌慌张张把鸭蛋抓到我兜里，像要哭出来的样子。
一块钱四个咸蛋，她给了我五个。从此她对我特别亲近，上学愿意和我这小萝卜头一起行动，把早点赤豆米糕也省一半给我，清脆地喊我阿弟。她不怎么好看，可声音好听极了——“阿弟哎……”如一串圆溜溜滚动的水珠。
最让我兴奋的是她居然送了我一把螺蛳弓，是她爸爸躺在床上给她削的，比小天工的粗糙，但纤细的竹箭照样能射翻草丛中的蚱蜢。可惜我劲使过了头，把麻绳绞的弓弦扯断了。
我一溜烟跑到阿晴家门口，想求她爸爸修一修，却听到邹姨妈拍桌子的声音：“书包呢？你的书包呢？念书连书包都念丢了，不如不要念了！”
我凑近门缝，看见阿晴低头抱着散乱的课本，地上一条孤单的影子在微微颤动。我记得放学时她就这样抱着课本站在学校的垃圾桶边，我喊她，她也没有反应。上午，学校号召给河南灾区的失学儿童捐献爱心，我找母亲要了五角钱交给班长。听说她没有钱，把自己唯一不算旧的书包捐了出去，放学后却发现书包已经被人甩进了垃圾桶，爬满了油渍和苍蝇。
大约两个星期后学期结束，她就此辍学到四十里外的朱雀镇果园做小工。她乘船走的时候，我跑到桥埠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