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荆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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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窝窝囊囊的。我一直觉得，男人负责打江山，而女人负责收拾江山，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给力。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
问：燕姬在与荆轲对话时，曾提出担任刺秦副使，这是否意味着她也未能免俗呢？
答：人总是在互相改变的。荆轲无疑在被燕姬改变，但燕姬很可能也在被他改变，或者被他们两个所讨论的东西改变。不过我觉得，她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逃离燕国，她被自己谋划的西施与范蠡的远景吸引了。就算她是清醒的，谁说最清醒的人，就一定能够免俗呢？
燕太子丹的真相——为国仇还是私怨？
问：您对燕太子丹的塑造更多的来源于历史还是演绎？这个人物似乎与以往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甚至有点跳梁小丑般滑稽，是您的初衷还仅仅是舞台呈现的效果，您为什么这样处理这个人物？
答：我说过，这个作品里没有纯然的坏人或是好人。燕太子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就没有定位，没有对这个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个人作为在秦的人质，居然从秦王手中成功遁走，又组织了这场功败垂成的刺杀案例，在人们心中，这个人物必然是有城府的。我还没有看到演出，尽管我不知道他还能很滑稽，但是我至少能明确我没有把它设计成阴险毒辣，二次创作让这个人物呈现这种效果，我是很能认同的。算是个意外收获吧。
问：您认为燕太子丹组织这样一场刺杀的目的何在？
答：我觉得在这一干人中，太子丹刺秦的目的应该是相对单纯也相对明确的——就是救燕。他的救国之心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他统治者的身份，救国就是救自己。国仇和私怨在他而言，难以割裂。
莫言的真相——从“我们都是荆轲！”到“我就是荆轲！”
问：您说过“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荆轲》是否传递出了您自己的某种价值观？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答：肯定是的。我自己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我在写这个剧本时，前几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改到最后这一稿，我放弃了之前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清楚“我就是荆轲！”。我的目光也从外部转向了内心，这也使我的创作从复杂转向单纯。
问：您也说过“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那么您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创作这个戏的吗？
答：批判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时也有歌颂。批判过度的欲望，歌颂人的觉醒。就像戏里说的，每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看的。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莫言采访之二：《我们的荆轲》不是改编作品
问：很多之前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曾通过改编在影视领域获得成功，您之前的作品《红高粱》被改编为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还有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也在东京电影节获奖，对于此次获奖的《蛙》，您有将其改编的打算吗？
答：现在，较之于八十年代，电影对小说的依赖度似乎有所降低。《蛙》当然是一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也可以改编成话剧，但我自己暂时不会去改，我想创作新作更重要。
问：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改编？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答：小说改编成影视或其他的舞台作品，都是个选择的过程。选取精华，扬弃糟粕。改编者的眼光和水平，决定了他们能发现什么样子的小说，也决定了他们改编出的作品与原作的区别。话剧是离小说最近的艺术，其实，可以将话剧当成小说写，也可以将小说当成话剧写。至于影视剧本，有自己的艺术要求。我对此没有太多发言权。
问：《我们的荆轲》并不是一部改编作品，而是原本就为了舞台创作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创作背景吗？这个戏您最初的原动力来源于什么？
答：《我们的荆轲》原本就是话剧剧本。最初是为空军话剧团写的，但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我给这个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我曾经说要写历史剧三部曲，但直到现在也没完成。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
问：有人认为您在《我们的荆轲》这部作品里不仅解构了一个刺客，解构了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甚至解构了历史，解构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历史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这是您的初衷吗？
答：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但古代的事到底真相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我觉得都被严重加工过。我想，所谓古人，从根本上看，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没有刻意去解构历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问：您在文学界已经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您怎么评价自己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表现？
答：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问：您对《我们的荆轲》的舞台呈现有什么期待，您对人艺的演员演绎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答：我对人艺的班底非常信任。剧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归他们，我不参加任何意见。
莫言采访之三：《我们的荆轲》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
问：看过戏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触，例如有没有惊喜，或者遗憾？
答：看戏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看舞台上的演出，一边听观众的窃窃私语和反应。心中忐忑，充满期待。我感到剧组将剧本演绎得很好，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将文字，变成了生龙活虎的人物。他们将平面的人物，变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主要人物不须说，次要人物，像田光、狗屠、高渐离、秦武阳、太子丹，都成了“这一个”，这是最让我惊喜的。我原来最担心的部分，譬如，高渐离和燕姬讲述历史上的侠客故事，台词很长，很文，担心观众走神，但现在配上狗屠和秦武阳动漫般的滑稽表演，就很出彩。舞台设计简洁古朴，很有匠心。但文字都是楷书，不对，那时的文字应该是篆书吧？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的意见。另外，舞台上那一池水也显多余。
问：您怎么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阐释荆轲的所作所为？这种想法的产生与您自身的经历或思考有什么联系吗？
答：2003年，空军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让我帮着他们修改一个写荆轲刺秦的剧本。我看了这个剧本，感到不对我的思路。剧本走得还是所谓历史正剧的路子，尽管在故事上有很多戏剧性的想象，譬如他设计了一场戏，在秦都咸阳的小酒馆里，让荆轲与微服私访的秦王相遇。这样的设计不能说不好，但一是距离《史记》太远，二是不涉及人物的内心，尤其不涉及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我想要写就应该不过多地虚构故事，而是在《史记》提供的有限故事情节内，往人物灵魂深处写。另外，我们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诠释者，应该让人物超越历史，进入现代。更要涉及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成长与觉醒。
写戏，写小说，写到最后，其实都是写自己。要嘛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要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问：看了您的《我们的荆轲》，让我想起了陈凯歌导演之前拍的《赵氏孤儿》，给我感觉似乎大家都不太愿意相信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不应该怀疑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就像不应该怀疑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一样。但这样的人物写出来，往往显得假，因为他们距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太远。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人，现在也有啊。但这样的人，有时候能够推动历史进步，有时候会成为反人类的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歌颂所谓的“侠义”，这种东西，有很大的负面性。因此。我这部戏，也可以看成是一部解构侠义的戏。是想把人的境界从侠义的层面上提高一步。
问：在剧中，荆轲的所做所想完全不足以名垂青史，那支撑您创作这部戏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您写的这样一位荆轲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答：我说过好多次，写人的成长与觉悟，也写人的困境与无奈。
问：在剧中，高渐离、荆轲等主要人物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成名”，在您看来“成名”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成名”与他的信念和追求是什么样的关系？
答：荆轲起初是和高渐离等人一样的，但他后来觉悟了。觉悟了，但没有出路，也没有退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里实际上有两种人生观在搏斗，一种是积极入世的，一种是消极避世的。旧时代的文人，实际上都在这两条道路间徘徊。人的不彻底就表现在这个地方。荆轲杀死燕姬，是他的不彻底的表现；易水边的犹豫，也是他不彻底的表现。他知道，真正的“高人”，是不会去刺秦的，也不会去学习传说中的西施与范蠡。“高人”该怎样做？他不知道。他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刺秦的不归路。
问：在这出戏的宣传页上《编剧的话》中您说：“这些人物是所有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这种自我批判为什么借用荆轲的故事，您所指的“我们”和荆轲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这段话不仅仅适应这部话剧，也适应我最新的小说《蛙》。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历史，也是一个自我认识的历史，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剖析清楚，那就不可能认识作品中人物。敢于将自己心中最黑的部分亮出了，才可能正确认识恶，才可能更正确地认识善。只有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才可能具有宽大慈悲的胸怀。
问：此前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史记》更像是现在的报告文学，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很多具有很强的传奇性，某些故事当成小说看是完全可以的。”那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历史”？
答：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我写《红高粱》时就认识到，历史其实就是传奇，因为最初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人们在传说历史时，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夸张神化。我现在还活蹦乱跳，但在我家乡，已经有人在“神化”我了，譬如说我过目不忘，说我能背诵《新华词典》，其实，我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建议将历史当成文学看。
问：您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除了名利之外，理想和信念还残存多少，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答：名利之心，人人皆有，而且也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如果将此当成最高的追求，显然是浅薄的。人总还要信仰一点东西，而所谓信仰，终极目的是使人更美好。而只有先使自己美好起来，才可能使众人美好。
问：中国的“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您是否认同？还是人们为了某种精神需求而编造出来的？
答：侠文化，主要源头当是《史记》，后来的武侠小说又使之广为传播。这种文化所倡导的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当有其进步意义，但侠与法律，经常有对抗性冲突，侠的精神，有很多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部分，因此应该对其批判。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
莫言采访之四：文学没有“真理”，没有过时之说
问：莫先生，您好！您的话剧《我们的荆轲》根据《史记》敷衍而成，荆轲刺秦的故事经您演绎，另有一番深意。比如，荆轲变成了一位从最初简单的想要“成名”到最后拥有清醒的无奈这样的人物。您为什么要这样写？
答：我没有刻意去解构历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史记》中荆轲刺秦故事比较简单，司马迁只写人物行为，没写人物心理。我根据这个简单故事演绎出一台大戏，故事的背后和人物的动机是我的理解。心理分析成为作为剧作的重点。
在这部 戏开始时，荆轲和一般侠客一样，想一夜成名，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报太子知遇之恩，刺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