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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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１５１
理论哲学要著《人类理智论》（Ｅ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ＵｎA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１６８７年完稿，１６９０年出版。他的《论宽容的第一书简》（ＦｉｒｓｔＬｅｔｅｒｏｎ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最初是１６８９年在荷兰用拉丁文发表的，早在１６８３年洛克就为慎重计退避到那个国家了。
《论宽容》的后续二书简发表在１６９０年和１６９２年。他的两篇《政治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在１６８９年获得了印行许可，随后立即出版。他的《论教育》一书是１６９３年刊行的。洛克虽然长寿，但他的有影响的作品的写成和出版全部限于１６８７年到１６９３年这少数几年。成功的革命对它的信仰者是鼓舞的。
洛克的父亲是个清教徒，参加国会一方作过战。在克伦威尔时代，洛克正上牛津大学，这大学在哲学主张方面仍旧是经院派本色；洛克既憎恶经院哲学，又憎恶独立教会派的狂热。他受到笛卡尔很深的影响。洛克作了医生，他的恩主就是德莱顿笔下的“阿契托弗”
①——沙夫次伯利勋爵。１６８３年沙夫次伯利倒败时，洛克随同他逃亡荷兰，②在那里居留到光荣革命的时候。革命之后，除有几年他是在商业部供职不算，他献身于著述事业和因为他的书而起的无数场论争。
在１６８８年革命前的年月里，洛克如不冒重大危险，不管
①德莱顿（ＪｏｈｎＤｒｙｄｅｎ，１６３１—１７０）
，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诗人，批评家。
他在１６８１年发表了一篇政治讽刺诗《阿布萨伦与阿契托弗》（ＡｂｓａｌｏｍａｎｄＡAｃｈｉｔｏｐｈｅｌ）
，诗中狡黠阴险的阿契托弗影射着沙夫次伯利勋爵。——译者②这里的说法恐与事实不符。
据一般记载，沙夫次伯利于１６８２年的政治阴谋败露后逃往国外，十二月初到达阿姆斯特丹，翌年一月即去世。洛克在沙夫次伯利逃亡后仍留英国，１６８３年离去，１６８４年初才到达荷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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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卷三 近代哲学
在理论方面或在实际事情上都不能参与英国政治，他撰作《人类理智论》度过了那些年头。（奇*书*网。整*理*提*供）
这是洛克的最重要的一部书，而且就是他的名声稳稳倚靠着的那本书；但是他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十分长远，所以必须把他看成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同样也是哲学上的自由主义的始祖。
洛克是哲学家里面最幸运的人。他本国的政权落入了和他抱同样政见的人的掌握，恰在这时候他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哲学著作。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他主张的意见这以后许多年间是最有魄力威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所奉从的。他的政治学说，加上孟德斯鸠的发展，深深地留在美国宪法中，每逢总统和国会之间发生争论，就看得见这学说在起作用。英国宪法直到大约五十年前为止，拿他的学说作基础；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所采订的那部宪法也如此。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洛克的感召力其大无比，从根本上说是伏尔泰带来的；因为伏尔泰青年时代在英国度过一些时候，他在《哲学书简》（Ｌｅｔｒ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ｇｕｅｓ）中向自己的同胞解说了英国思想。当时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哲人们）
①及稳健派改革家信奉洛克，过激派革命者信奉卢梭。洛克的法国信徒是否正确不谈，总相信洛克的认识论同他的政治学说是有密切关连的。
在英国，这种关连倒不那么明显。他的两个最著名的信
①法语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一字有时特指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例如伏尔泰、卢梭、孔多塞、孔狄亚克等人，和英语中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哲学家）
涵义不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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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３５１
徒：贝克莱在政治上不重要，休谟是一个在他的《英国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中发表反动见解的托利党员。
但是康德时代以后，德国的唯心论开始影响英国思想，哲学和政治之间又有了一种关连：大致讲，追随德国人的哲学家们为保守党，而边沁派是急进派，则属于洛克的传统。不过这种相互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Ｔ。
Ｈ。
格林①是自由党人，却是个唯心论者。
不但洛克的正确意见在实际事情上有用，而且连他的种种错误在实际事情上也有用处。比如，我们来看他的主性质与次性质之说。主性质照他定义就是和物体不可分离的那些性质，依他列举，有充实性、广延性、形状、运动或静止、及数目。次性质即其它各种性质：颜色、声音、气味等。他主张，主性质实际就在物体里；反之，次性质仅只在知觉者中。
假使没眼睛，就无所谓颜色；没有耳朵，就谈不到声音，诸如此类。
洛克的次性质看法是有充分理由的——黄疸病②、蓝色眼镜，等等。但是，贝克莱指出，这套道理对主性质也适用。自从贝克莱以来，关于这一点洛克的二元论在哲学上已经过时了。尽管如此，一直到现代有量子论兴起时为止，它支配着实际的物理学。不但物理学家们或明说或默认，总拿它当假定，而且它到底成为许多极重大的发现的一个根源，有了丰硕的结果。主张物理世界仅是由运动着的物质构成的这
①格林（ＴｈｏｍａｓＨｉｌＧｒｅｎ，１８３６—８２）
，英国新康德派和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译者②患黄疸病的人看一切东西都是黄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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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卷三 近代哲学
种理论，是一般承认的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理论的基础。
这个理论不管在理论上错误到何等地步，按实效讲是有用的。
这一点正是洛克学说的特点。
《人类理智论》中所表现的洛克哲学，通体上有某种优点，也有某种劣点。优点和劣点同样都有用：那种劣点从理论上。。。
的观点来看才算劣点。洛克一贯通情达理，一贯宁肯牺牲逻。
辑也不愿意发奇僻的誖论。他发表了一些一般原理，读者总不会看不出，那都是可能推出来怪结论的；但是每当怪结论好像就要露头的时候，洛克却用婉和的态度回避开。对一个逻辑家来说，这是惹人恼火的；在务实的人看来，这是判断力健全的证据。既然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什么，可见从牢靠的原理出发，进行妥当的推论，不会推出错误来；但是一条原理尽可以十分近乎正确，在理论方面值得尊重，然而仍可能产生我们感觉荒谬的实际结论。于是在哲学中运用常识这件事便有了理由，但也只是表明只要我们的理论原则的结论，依据我们感觉无可争辩的常识来断定是不合的，这些原则便不会十分正确。理论家或许反驳说，平常见识和逻辑一样谈不上绝对无误。
不过，尽管贝克莱和休谟作了这种反驳，它和洛克的思想气质总是完全不相合的。
少独断精神为洛克的特质，由他传留给整个自由主义运动。有不多几个确实项：自己存在、神存在、数学是真理，他从前人继承过来。但是他的学说与前辈们的学说只要有所不同，旨趣总是在于说：真理难明，一个明白道理的人是抱着几分怀疑主张己见的。这种精神气质显然和宗教宽容、和议会民主政治的成功、和自由放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整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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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５５１
套准则都有连带关系。尽管洛克是虚心深厚的人、是一个信启示为知识之源的热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仍旧给声言的启示加上一重理性保证。有一回他说：“仅只有启示的证据，便是最高的确实性”
，但是另有一回，他说：“启示必须由理性裁断。”因此，终究理性还是高于一切。
书里的《论热忱》一章，在这方面颇有启发性。
“热忱”
一词在当时的涵义和现在不同；它指相信宗教领袖或他的门徒受到个人启示。
它是王政复辟时代被击败的各宗派的特征。
如果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人启示，彼此都不一致，这时候所谓真理，或人认作的真理，便成为纯个人的真理，丧失其社会性。洛克把爱真理这件事看得万分重要；爱真理和爱某个被宣称为真理的个别学说是大不相同的事。他说，爱真理的一个确实的标志是“抱任何主张时不怀有超出这主张依据的证明所能保证的自信。”他说，动辄唐突指教人，这种态度表现缺乏爱真理精神。
“热忱抛开理性，要不借理性来树立启示；这一来它实际把理性和启示都取消，换上人自己脑子里的毫无根据的空想。”
带有忧郁或自负的人往往容易“确信与神直接交通”。因而千奇百怪的行动和意见都获得了神明的裁可，这怂恿了“人的懒惰、无知和虚荣”。洛克拿上面已经引过的“启示必须由理性裁断”那条大原则结束这一章。
洛克用“理性”
所指的意思，必得从他的全书去推量。
不错，确有叫“论理性”的一章，但是这一章主要是想证明理性不是由三段论推理作成的，全章大意总括成这句话：“神对人类向来并不那么吝啬：把人仅只造成两足动物，留待亚理士多德使他有理性。”按洛克对“理性”一词的用法，理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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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两部分：其一，关于我们确实知道哪些事物的一种考查；其二，对某些主张的研究：这些主张虽然只有盖然性而没有确实性作为支持，但是在实践上以承认它为聪明。他说：“盖然性的根据有二，即与我们自己的经验一致，或旁人的经验的证据。”他说起，暹罗王当欧洲人对他提到冰的时候，就不再相信他们对他所讲的事了。
在《论同意的程度》一章中他说，对任何主张，我们给予它的同意程度应当取决于支持它的盖然性的根据。他在指出我们常常须根据缺乏确实性的盖然性而行动之后说，这点的正当运用就是“相互间的宽厚和容忍。人们纵非全体，也是绝大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总要抱有种种意见，而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而人们如果在旁人刚一提出自己不能当即回答、指明其缺陷的议论，便弃舍个人先前的主张，这也要招致无知、轻浮或愚昧等严厉的非难；所以既然如此，依愚见一切人似乎咸宜在意见纷纭当中维持平和，守人情与友爱的共同义务，因为我们依理无法指望有某人竟欣然卑屈地放弃个人的见解，盲目顺从人类理智所不承认的威信，这样来采纳我们的见解。因为人的意见不管怎样常常错误，但是除理性之外不会顺从任何向导，也不能盲目屈服在他人的意志和指示之下。假如你愿意某人转信你的意见，而他是一个未表同意之前先要考究的人，你就得容他有暇时把你的话再推敲一遍，让他回想起从记忆中消失的事情，审查各个详情细节，看优点究竟在哪一方；假如他认为我们的议论不够重要，不重新再费那许多苦心，那也无非是在同样情况下我们自己时常采取的态度；假若旁人竟要给我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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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文艺复兴到休谟７５１
定哪些点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也会怫然不悦的；假如他是一个不问证据、一味相信旁人意见的人，我们又怎能设想他会舍弃那岁月和习俗在他的心中深深种下的、使他认为不证自明、确凿无疑的信念；或者舍弃他认为就是得自神本身或得自神的使者的印象的那些主张？试想我们又怎能指望如此固定下来的意见竟会在一个生人或论敌的议论或威信之前退避三舍？假若他猜疑你怀有私心或企图，尤其如此；人发觉自己遭受恶待时，总要产生这念头。我们正应该悲悯我们相互间的无知，在一切温和而正派的说服中除去这种无知，不可因为旁人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接受我们的意见（或至少说我们强要他接受的意见）
，就立刻以为旁人顽固不化而恶待旁人；在这种场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接受旁人的一些意见时，其顽固也不亚于旁人。因为哪里有这样一个人：持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他所主张的一切全正确、他所非难的一切全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