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哲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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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弟子①，创建了独立的佛教僧团。

　　　　８０岁时在拘尸那揭罗城圆寂。

　　　　３。早期佛教资料。

　　　　佛教产生后，它最初的传播主要依靠宣讲、背诵等口耳相传的方式（用俗语）

　　　　，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人们目前了解早期佛教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部派佛教保存的一些佛典，即佛教“三藏”

　　　　②中涉及早期佛教的“经”与“律”。汉译的这类经主要有四部所谓“阿含”（Ａ－ｇａｍａ－ｓūｔｒａ）

　　　　，即《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巴利文系统的这类经主要有《长部》（Ｄīｇｈａｎｉｋāｙａ）

　　　　、《中部》（Ｍａｄｈｙａｍāｐｒａｔｉｐａｄ）

　　　　、《相应部》（Ｓａｍｙ－ｕｔａｎｉｋāｙａ）

　　　　、《增支部》（Ａｎ。

　　　　ｇｕｔａｒａｎｉｋāｙａ）和《小部》（ｋｈｕｄａｋａｎｉｋāｙａ）五部（其中前四部的内容大致与汉译四阿含的内容对应）。

　　　　汉译的律主要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祗律》等。

　　　　巴利文系统的律有《经分别》（Ｓｕｔａｖｉｂｈａｎ。

　　　　ｇａ）

　　　　、《犍度》（Ｋｈａｎｄｈａｋａｓ）和《附随》（Ｐａｒｉｖāｒａ）三大部（汉译律中的《五分律》与巴利文系统的律在内容上较接近）。由于这些经与律是由佛教各部派保留下来的，其中既有早期（原始）佛教的理论，又有部派佛教后来发展了的理论，因而要鉴别出哪些是早期佛说是较困难的。学者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主要采取三种方法：一是从经与律中找出新旧的差异，然后从中寻

　　　　①相传有五百弟子，其中大弟子又有十人。

　　　　②“三藏”

　　　　（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中的“藏”原义为盛放东西的竹箧。

　　　　此处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即“经”

　　　　（ｓūｔｒａ）

　　　　、“律”

　　　　（ｖｉｎａｙａ）

　　　　、“论”

　　　　（ａｄｈｉｄｈａｒｍａ）。三藏依其来源又可分为多种。主要的有：从斯里兰卡及东南亚诸国获得的巴利文系统三藏；从我国汉族地区及一些东亚国家等地获得的汉语系统三藏；从我国西藏等地获得的藏文系统三藏；印度本国保存的一些梵语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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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印度哲学

　　　　出原始佛说；二是把汉译及巴利文系统的经与律作比较，找出二者共同的部分作为原始佛说；三是从这些典籍中的学说体系的逻辑发展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用以确定哪些内容是早期的，哪些是引伸的①。

　　　　了解早期佛教除了依据文献资料外，还可依靠印度保存的大量石刻铭文和雕像。这些石刻铭文和雕像有许多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利文系统佛经形成文字之前就存在了。根据考古发现，最早记录佛教内容的石刻铭文和雕像是印度阿育王的摩崖法敕（约刻于公元前３世纪中）和巴尔胡特窣堵波（约建于公元前２世纪）。

　　　　阿育王的法敕表明，公元前３世纪，巴利文系统的佛经大多尚未问世。他的法敕中列的著作名除一部外，其余都与巴利文系统“三藏”

　　　　中的著作名不一致。

　　　　这使我们得知，至少在公元前３世纪，佛教学说已用文字（非巴利文）写下来了。巴尔胡特鑑堵波的雕刻反映了有关佛陀生平等方面的内容②，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当然，这些铭文和雕刻虽然年代较早，较为可靠，但涉及早期佛教的内容毕竟零碎、不系统。因此，目前研究早期佛教，主要还是依靠巴利文系统和汉译“三藏”中的有关“经”与“律”。

　　　　４。早期佛教的主要教理。

　　　　早期佛教在理论上以探讨人生现象为开端，并以探讨人生现象为主，但实际也涉及到其它方面。主要教理有：四谛、无常与无我、五蕴、缘起、轮回与涅嗞等。

　　　　①参见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９页。

　　　　②参见约。阿。克雷维列夫著：《宗教史》下卷，（乐峰等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０—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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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哲学５２

　　　　（１）四谛。所谓“四谛”

　　　　（Ｃａｔｕｒｓａｔｙａ）就是四个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它是佛教关于世间充满痛苦以及如何摆脱痛苦的基本理论。

　　　　苦谛指认识到世间充满痛苦。

　　　　后概括为所谓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

　　　　集谛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爱欲或贪欲。有了爱欲或贪欲即有生存的欲望、享乐的欲望，就会导致生命轮回。

　　　　灭谛指认识到应该消灭爱欲或贪欲，即认识到要厌恶、驱除、脱离那导致生死轮回的爱欲或贪欲，彻底根除造成痛苦的原因。

　　　　道谛指灭苦的八种方式或手段，即所谓“八正道”（Ａ－

　　　　ｒｙāｓｔāｎ。

　　　　－ｇｉｋａｎｍāｒｇａ）

　　　　，包括正见（对佛教教义的正确见解）

　　　　、正思（对佛教教义的正确思维，不起愤恨与害人之心）

　　　　、正语（戒绝一切非佛理之语，如诳语、粗暴或无聊的语言）

　　　　、正业（指行为端正，不杀生、不强取等）

　　　　、正命（指遵守佛教规定，正当地谋生）

　　　　、正方便（亦作“正精进”

　　　　，指正确地修习努力，具体表现为所谓“四正勤”

　　　　①）

　　　　、正念（指按照佛教要求认真地观察与忆念，具体表现为所谓“四念住”

　　　　②）

　　　　、正定（指正确地冥想，修习佛教的禅定，有所谓“四禅”

　　　　③）。

　　　　四谛说是早期佛教教理的基础，早期佛教以至以后的佛

　　　　①“四正勤”指：努力防止生恶；如恶已生则努力断除；努力生善；如善已生则努力保持（参见《增一阿含经》卷第十八）。

　　　　②“四念住”指通过对身、受、心、法的观察与思虑，认识到世间事物的无常、不净等，从而不执著于世间。

　　　　③“四禅”是佛教修习禅定时心理活动逐次发展的四个阶段。初禅时，有寻思和伺察，有喜乐；二禅时，仍有喜乐，但寻思和伺察已灭；三禅时，达到离喜状态；四禅时，非苦非乐，处于清净境界（参见《长阿含经》卷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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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印度哲学

　　　　教的许多学说都与它直接相关，或从某一方面为它作论证。

　　　　（２）无常与无我。佛教最初是作为一种与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体系相对立的思潮出现的，在产生时主要反映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他们对婆罗门祭司在印度社会中的至上地位及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理论是不满的。婆罗门教的核心哲学理论是关于“梵”与“我”的理论，认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最高的本体是“梵”。

　　　　“梵”亦称“大我”

　　　　，它与作为人身体（一个一个的人）主宰体的“我”（“小我”

　　　　，后亦被理解为现象界）是同一的。

　　　　“我”（小我）在本质上即是梵或大我（即“小我”以“大我”为根本，真正实在的是“大我”）

　　　　，梵或大我是常恒不变的。显然，婆罗门教的这种理论突出的是事物的恒常性与有主体性，在客观上为印度种姓制的存在作了说明，为婆罗门在各种姓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作了论证。早期佛教坚决反对婆罗门教的这种论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

　　　　①的理论，即认为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不存在一个常恒不变的主体，不存在婆罗门教所说的“我”

　　　　②。早期佛教的这种突出事物的变化性和无主体性理论在客观上反对了婆罗门种姓永恒至上的观念。

　　　　无常与无我理论与四谛说紧密相关。既然世间一切本来变化无常，无永恒主体，那么它也就不值得人们去追求，然而世俗之人由于无明或无知，把本来是无常、无我的东西看作是有常、有我的东西来追求，产生种种爱欲或贪欲，这就

　　　　①参见《杂阿含经》卷第十。

　　　　②此处的“我”既指作为“大我”的“梵”

　　　　，亦指作为人主宰体的“小我”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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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哲学７２

　　　　不能不陷入痛苦。要消灭痛苦，就要消除无明，实行“八正道”。

　　　　早期佛教虽然能用“无常”

　　　　、“无我”的学说有力地与婆罗门教的理论相抗衡，但也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造成了矛盾。

　　　　佛教毕竟是一个宗教派别，它要扩大影响，寻求发展，就必须要用解脱（涅嗞）的理论来吸引遭受苦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要宣扬轮回转世之说。然而轮回与解脱的学说是与“无我”理论相矛盾的，因为说轮回与解脱就总要涉及轮回与解脱的主体，而无我说又否认有这种主体。早期佛教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这种矛盾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一般教徒的过多注意，但到了部派佛教时，它却成了各派间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３）五蕴。早期佛教以说明人生现象为重点。而要说明人生，就自然要回答人为何物的问题。婆罗门教认为人的根本是“我”

　　　　（阿特曼）。这种“我”从现象上看是“小我”

　　　　（个我或灵魂我）

　　　　，从本质上看是“大我”

　　　　（梵）。佛教对此观点完全否定，不承认人有什么主宰体，他们在对人分析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五蕴”

　　　　（Ｐａｎ～－ｃａｓｋａｎｄｈａ）。

　　　　“蕴”的梵文“Ｓｋａｎｄｈｅ”有“积聚”或“和合”等含义。

　　　　所谓“五蕴”即指五种成分的积聚或和合。早期佛教把“法”分析为“有为法”

　　　　（一切处于相互联系、生灭变化中的事物）和“无为法”（无因缘关系、不生灭变化的存在，如“涅嗞”）。又把有为法进一步分析为色、受、想、行、识“五蕴”。

　　　　色蕴指一切有形态、有质碍的事物，接近于现今人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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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印度哲学

　　　　说的物质现象，如地、水、火、风及由其构成的事物等；受蕴指感受，即由感官接触外物所生之情感等；想蕴指表象、观念等；行蕴指意志一类的心作用；识蕴指总的意识活动，如区别与认识事物等。

　　　　五蕴说是佛教教理的重要内容，在早期佛教中，它虽然亦指一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但主要还是指现实的人及其作用的构成。早期佛教提出五蕴说是要表明在五蕴之外不存在独立的“我”

　　　　，世间所谓的“我”仅是五蕴暂时的和合，它（我）实际并不存在。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无明）

　　　　，把五蕴认作实在的“我”来执著，就自然会产生种种痛苦。

　　　　（４）缘起观及十二因缘。佛教在产生时既然否定婆罗门教关于世界的根本是“梵”或最高神的理论，既然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么它自己就必然要解释世界及人是如何生成的问题。为此，它提出了关于“缘起”

　　　　（Ｐｒａｔｉｔｙａｓａｍｕｔｐāｄａ）的思想。所谓“缘”指条件，“起”指产生。

　　　　“缘起”即“依条件而产生”之意。本来释迦牟尼对涉及世界本质等的一些问题，如世界（世间）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世界（世间）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是拒绝回答的①，但在考察人生现象时，则不能不解释人的生死等问题，不能回避一些哲学性较强的问题。他认为，人生是处于因果关系中的，是依一定的条件生灭变化的。《杂阿含经》（卷第十二）中记述说：“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中阿含经》

　　　　①根据《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等的记载，佛陀有所谓“十四无记”

　　　　，即对“外道”所提出的十四件事均回答“无记”

　　　　（指不回答，不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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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哲学９２

　　　　（卷第二十一）中说：“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此处，早期佛教实际已论及了事物间的因果联系问题。但早期佛教最终没有把缘起的观点完全应用到整个宇宙，而主要是把它限定在解释人生现象的范围之内。作为这一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早期佛教提出了所谓“十二因缘”

　　　　（Ｄｖāｄａｓ′āｎ。

　　　　ｇａｐｒａｔīｔｙａｓａｍｕｔｐāｄａ）

　　　　①的学说，把人生过程分为十二个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