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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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
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
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也是不能取得为人所称道的成就的。改革开
放以后，我国驻外人员的待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比起海内外不少公私职位，
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老一代外交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就特别具有
现实意义。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坚持身体力行，反对口是心非，才能弘扬正气、
清除邪气，从而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成绩来。
我们要学习前辈“报人”外交官对业务工作一丝不苟、举轻若重的敬业精神。
外交场合，“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因此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是做好外交业务的前提。现在常有一些报道，把许多“报人”外交官描绘
成斗酒诗百篇、文章倚马可待的风流才子。作者的好心似不必怀疑，但所报道的却
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书从疑处翻成悟，笔到穷时方有神”。天下那里有容易写
的文章，不下大力气，不一点一滴地积累，富有哲理、切合时宜的文章是不可能出
世的。如果读一读成幼珠同志的回忆文章，看到乔冠华、陈楚等人在修改文件时
“大声地想”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经常发生在“报
人”外交官群体中的“家常便饭”，令人称道的成就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时期，
调查研究仍是对外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的优良品质，克
服“重交际、重接待、轻调研”的不良倾向，反对空喊口号、凭感想写文章的歪风，
脚踏实地地把调研工作做好。
我们还应当学习老一代“报人”外交官刻苦钻研外交业务、勇于实践的创业精
神。新中国外交开辟之初，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所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要求
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并强调“应当在工作中培养锻炼”。老一代“报人”
外交官之所以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和他们勇于探索新事物、坚持岗位学习分不开的，
这一点尤其值得目前工作在外交界的中青年同志效法。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地发展，全球性、区域性“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这给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既
带来了新的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创新经验是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在实际而不是在口头上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说理外交”仍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风
格和基本特征，一切探索和创新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而不应有悖于此。前一阶段，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在国际问题上说“不”的本本和小册子。或许作者们的心情
有令人理解的地方，但仅仅会说“不”的风气却不值得提倡。无论未来的中国有多
么大的发展，“说理外交”的传统都不应为“表态外交”所取代，这一点在当前特
别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二十章 陆建华
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
陆建华（1）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形势分析与预测。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1996年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多次赴外讲学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陆建华
江泽民思想的重要阐述者
1993年2 月，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历史纪实作品 ——《中国“左”祸》，作者署名文聿。该书以14个章节，全景式地记录了从1927年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来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姓资姓社”之争的64年的难忘历史。由于作品大胆地描写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场面，又是在邓小平南巡
前出版，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产生了强烈的争议，影响甚远。
这本书的作者文聿的真名就是陆建华。
陆建华在20世纪90年代已是个风云人物。1990年他在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
士学位两年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并在同年的第一届世界青年社
会学者论文竞赛中，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大奖。人们至
今或许还记得他在获奖时讲的话：“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工人对企业管
理者的期望很高，不光是要管好企业，有效益，还得要关心下属，作风正派，成为
道德楷模。这种企业管理者包揽一切的体制，会养成工人对管理者的高期望，并转
化为一种强依赖。但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个职工的高期望，因而高期望必然引发大失
落。所以企业应把其负担过多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这番剖白在现在看来未必具
有多少新意，但在当时却是非同凡响。这也可算是陆建华有关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
发端。
1992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留在社科院工作，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
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同年辽
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
》。他为此获得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后来，北京一家著名
的党的生活杂志，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并冠以“奔向新世纪金牌榜”人物之名。
1996年，一本叫《与总书记谈心》的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陆建
华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这本书的热销，使陆建华的知名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1995年7 月，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12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在
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
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等编辑成书。
这本书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也是一次综合各学
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参加讨论的有10多名学者，其中正在主持另一项学术活动
的陆建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3 万字的研讨稿，借与总书记谈心的方式来阐明自己对
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
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使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更为大家熟知。
《与总书记谈心》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言书，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其后中
央的很多决策都参考了这本书所透出的民情信息和理论阐述，陆建华等一批知识精
英也被中央高层所看好。1996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成为第一位获得得此称号的社会科学学者。
然而令陆建华想不到的是，《与总书记谈心》出版的第二年，《中流》杂志发
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
领”。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把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变成了“中心”，同时又
取消了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该文还称，《与总书记谈心》主张
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走到一起去了”；又称这本书主张包容整合西方思想文化，“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
义思想文化的灭亡”；称按照这本书对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反
对和抵制个人主义就成了红白不分的错误”“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论证为超阶
级的抽象的 人类共同理想”“是本书作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全部论点
的归宿”等等。
在民众普遍对《与总书记谈心》的叫好声中，异议者的言论并没有得到普遍支
持。而其时，陆建华等年轻的学者并没有作出人们期待的答复，他们在继续做着建
设性的工作。
“第三帝国内幕”与“梁祝”
——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糅和思考
陆建华1960年7 月3 日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学士
学位。虽然几年后陆建华主攻社会学，继而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中国高层智囊，
但他仍然感慨4 年中文系的知识恩泽。是中文系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培养了鲜活
的思考方式。他曾这样坦承道：“中文这个专业实在是太好了！ 可以天天读小说，
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后来作社会学了，我就想，是不是学者就非得用很
死的语言，把活生生的生活变成一种冷冰冰的逻辑呢？ 所以，现在我反倒要读一些
对我个人人生、思维、对我个人思维方向起作用的书。”
陆建华在复旦时最喜欢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是他的拿手好戏，毕业后他出版了
《论语评注》《荀子礼学研究》等文集。但进入社 会学领域后，他的阅读兴趣发
生了一些变化，更为关注现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
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
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
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
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
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
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
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
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
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
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
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
他对 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
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
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
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
—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
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
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
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
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
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
在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