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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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要性。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任命为总经理。
自此，马明哲带领一个13人的队伍在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从产险开始起步打造着他的金融航母。22年过去了，平安保险在马明哲的战略中从一家总资产5312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家集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并在《财富》杂志2010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再次入选并荣登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一、《深圳青年》杂志主编陈宏举例，深圳某游艇会老板，便于此时来到鹏城（深圳别名），而他最初不过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帮厨打菜。
让美国《时代周刊》惊呼“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百万民工南下潮也发轫于1989年，百万民工南下。数据显示，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这段经历像极了1848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家布朗兹在《黄金时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新美国梦》中这样记录那段历史：淘金热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比南北战争更为关键的时刻，淘金热改变了国家的精神，使美国脱离了富兰克林式的“稳当和勤劳”的清教伦理，转而朝向一个新的美国梦——“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网络小说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热销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见证了深圳的“淘金梦”：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那个年代的深圳仿佛“钞票满天飞”，随手抓来都是机会。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专家所分析的“当时，国内工业化程度都不高，产品供给程度也不丰富，属于物质稀缺的时代。只有深圳率先启动了加工贸易还是工业化，这就奠定了深圳作为全国产品的供应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的‘供应商’，其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备的。”
现任深圳互通科技的总经理霍强回忆那时说，“1992年来深圳，自己都被吓一跳，香皂、电子表都是成堆卖，运回内地，买一堆电子表的钱，卖掉一块表就能挣回来，而且这些都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新潮货，赚钱太容易了。”
“淘金梦”成了青春飞扬的年轻人奔赴深圳的最鲜明的诉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的老亨认为，90年代，人们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有更多自由，寻找实现个人梦想的更多机会。而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深圳确实能够为这些具备淘金意识、寻求个性发展的人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回报。霍强觉得，现在深圳的中产阶级大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积累的，因为单从当时在老赛格市场小柜台采购各种电子零配件卖到全国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窥豹。那会，这些小柜台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意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淘金还在继续，但是，深圳的转变也开始初露端倪。关内相继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持续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似乎宣告了“此时深圳已经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纯粹依靠两只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机的创业模式已开始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随着创业的难度加大，创业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线上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开始远去，淘金梦的主体也慢慢地变成了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大学教师等数以万计的南下精英，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互联网为主的创业黄金时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门槛逐步提升，低端机会骤降，蓝领开始泛白，高端白领、海归扎堆。”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1992年之前，大规模城市基建、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1992年后，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低端工作岗位饱和，农民式、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城市淘金价值弱化，阶层分界逐渐清晰。“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1992年后，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有的人还一无所有，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拍头党、砍腿党也有了，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
马化腾就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型创业的典型。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的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成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寻呼软件的开发工作。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公司，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而QQ只是公司一个无暇顾及的副产品。
1999年，QQ变得大受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而此时腾讯却遇到了资金方面难题，在寻找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马化腾萌生了把QQ卖掉的念头。幸运的是，同年，深圳举行了首届高交会，马化腾在那里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QQ获得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此后5年，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
00沉没年代，梦归何处
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转变，这时的深圳街头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资深媒体人金心异已为人父、做了“奶爸”；当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发现有越来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孕妇和婴儿的手推车；人们走路都慢下来；他写下“一个城市终于从他的发情期和交配期进入了繁殖季节”。
著名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呙中校当时对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的长文，针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当时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广泛而深入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去剖析，他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是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寻租’社会。特区所特有的权力和资源，为寻租提供了条件；而特区发展中出现的巨大经济利益，则提供了强大的寻租动机，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寻租成本特别低，结果导致寻租无所不在。——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
这篇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阐释了深圳跨入“特区后时代”的危机与迷惘。这种城市的改变也使得追梦者发生了改变，张闳说，“深圳梦从一开始就是强者为王，赢者通吃。得以实现梦想者寥寥，但由于它较早开放，多得先机，相对于封闭的内地，其梦想实现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国梦相类似的幻象，但这种东西难以为继。一小块样板，不可能真正成为梦想的乐园，单是《边防通行证》，就阻断了大多数内地公民的梦想之路”。
淘金梦远去，城市门槛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后，创业梦淡去，这个城市的白领群体也开始躁动起来。机会越来越少，物价、房价却日日攀升。曾经在深圳身后亦步亦趋的内地城市持续发力，政策优势不再“一枝独秀”的先锋地位沦丧，人口结构固化，城市高端群体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变得与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内地城市并无明显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逊一筹。“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一同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看不清自己的梦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里。”陈宏也感觉到，突然之间，“逃离深圳”的冲动气氛在城市里暗潮涌动。这个曾经谱写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渐渐失去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前，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现在，梦想在何处，已经慢慢模糊。
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