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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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也清楚地明白：“1990年我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此后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影响力带动了品牌的竞争力。但是那只是一个阶段，毕竟我的影响力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的女排精神、我们那一批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确实激励了一代人，但是那些都是超越竞技体育本身的荣耀。面对未来的竞争，我肯定无法再依靠那种影响力去帮助李宁品牌赢得更多。”
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就有了赢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个是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
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见面了。刘纪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公司），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李经纬？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
而在刘纪鹏看来，作为国有企业的健力宝并不属于李经纬而属于三水市政府，在日后的产权分割上必然存在无法想象的阻力，作为健力宝的子公司，李宁与其在一条前景不明的大船上航行，不如现在抽身自立门户。于是，刘纪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1994年底，李宁和他的服装公司离开健力宝，当初集团投入的1600万元，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增值部分的要求。
著名商业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一书中对这次分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朋友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
8年后刘纪鹏的论断竟然一语成谶，2002年1月15日，与李经纬交恶已久的三水市政府在达成“不能卖给李经纬及其团队”的原则下将健力宝作价3。38亿元卖给了资本炒家张海。当时的李经纬犹如一只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签约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9天后，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直至今天仍孤单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驶出广州
如果说李宁是由李经纬带进商界，由刘纪鹏帮助整理公司构架，那么，1996年初，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州迁到了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就是彻底告别健力宝，独立迈向辉煌的一步。李宁自己也曾感慨地说，“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
1996年，李宁集团的业绩达到了颠峰，实现了历史上最高销售收入6。7亿元。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席卷而来，制造业极度萎缩，李宁集团身陷囹圄。“通货紧缩”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大受影响。卖不动了怎么办？1997年，李宁公司两次大型市场促销活动——“97暴风雪系列”、“正在机会”，背后的含义都是以超低价位清理库存。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始终徘徊在7亿左右。体育用品市场容量已经放大，李宁公司的市场地位却在下降。为此，公司高层不得不开始思考从制造为先向品牌为先的整体布局。在一次会议上，李宁说道：“我们不是一家做鞋做服装的公司，我们要做一家推动运动文化发展的公司，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因为一个品牌而喜欢一项运动的，都是因为喜欢某项运动而喜欢某个品牌的。”
于是，1997年，处于困境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这次，李宁是瞄准了香港。为上市绸缪，李宁又把集团总部搬到了上海。这时集团的大股东变成了4个，其中有李宁任总经理的柳州市李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还有李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北京广健东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为了把李宁最好的资产打包上市，上海李宁体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李宁集团内部亲切地称之为“母体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运作和资本经营。
2000年初，李宁遇见了王亚非（海问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光华管理学院EMBA培训班教师），第一次见面，王亚非就对李宁说“你应该上市！”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怀。
于是，一场大刀阔斧的调整也展开了。2001年6月，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整个李宁集团的经营核心部分，进行了更符合国际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专卖店的分销零售部门被切下来，组建了“上海一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李宁牌”品牌部分（《环球企业家》）。
2004年6月28日，已经是中国最知名、规模最大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当日，开盘价即上涨了8％，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认购数量为暂定发售股份总数的132。2倍，国际配售也出现了约11倍的超额认购。李宁家族控制着46％的公司股份，其身价高达16亿元。那天，他面对媒体淡淡地说道：“我不是一个明星偶像，我只是一个拥有十几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一个商人。”
在通往国际的道路上，李宁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后，他更加快了步伐。
2004年签约世锦赛冠军西班牙国家篮球队、2005年初签约NBA并成为NBA官方合作伙伴、2006年初成功签约NBA克里弗兰骑士队后卫达蒙·琼斯，随后又与大鲨鱼奥尼尔签约，李宁的品牌logo开始在NBA的赛场上频繁亮相。而李宁合作的版图依然在扩张，2007年与阿根廷篮协约定，今后的6年，雅典奥运会冠军阿根廷国家男篮与女篮都将身穿李宁战袍征战国际赛场；2008年，“李宁”又成为瑞典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为其设计、制作该代表团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装备……
“在国际市场的推广策略上，李宁愈发显的稳健而又成熟。”在《财富》杂志“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业评论家这样形容。
2008年，当李宁在半空中手举火炬奋力奔跑、点燃奥运主火炬的那一刻，开幕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钟点火后的48个小时，汤姆斯路透数据就显示，李宁所持有的公司账面财富已经增加1。6542万港元（1。44亿人民币）。
尽管曾经李宁对于他个体的身份很强调，从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但事实上，“李宁”的个体与品牌身份，从一开始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他说，一次，王石在西安旅游，有小贩高叫：“我认识你。”王石很开心。小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个中国移动的老总。”王石更开心：“我就是喜欢万科离开我而独立存在。”“我呢？我最高兴能有那么一天——很多孩子买了李宁牌，但完全不认识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
现在，李宁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块占地100亩，花费高达1。5亿全新的总部。这座由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COX设计的办公园区看起来就像一座体育主题公园，4座三层高的办公楼用红色跑道贯穿着；透过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攀岩墙像景观一样随处可见。正如李宁CEO张志勇所说，“新的李宁总部意味着李宁公司新的起点”。李宁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随时都能处在自由放松的状态中。”因此，这里被一本商业杂志评为“中国本土最国际化的办公区”。在张志勇看来，它担负着“李宁公司作为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和未来世界五大品牌的企业形象”。而在我看来，这里将完成李宁公司走向国际的进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总部，最大的两个部门是市场和研发。
李宁与“李宁牌”从广州出发，最终在北京开始了它国际化之路，这一过程不由的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广州这块地方能够诞生企业与名人，却留不住它们。就像广州所提倡的“总部经济”，而今，这些巨头的总部也纷纷北上，与首都北京相比，广州总有“起了个早赶了个晚”的遗憾。
最早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之一宝洁也选择了“离开广州”。作为在中国投资时间最早、投资金额庞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宝洁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注册资本达7000万美元，总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拥有来自16个国家的500多名员工。“当年进入宝洁的时候，我就是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工作的。”回顾往事，北京研发中心总裁朱建文说，“其实，研发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报》）
虽然总部还在广州，但宝洁的核心已经到了北京。“选择北迁，我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这里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强大，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到人才以及跨国的合作伙伴；第二，这里是首都，我们可以更快地了解研发创新的法规，也可以和中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第三，从我们的人才考虑，研发中心里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而北京是最多外来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历史都吸引着他们留在这里。”
这样的分析无疑表露，北京已经是宝洁的最优选择。
同样，2009年3月，诞生在广州的著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有传言要北迁至北京。北迁计划以网易科技频道为例，就是在广州、上海各驻守一名记者，其他广州总部的编辑全部迁至北京。半年之后，业界再度传闻称网易旗下游戏事业部将搬往浙江杭州，因为负责暴雪旗下魔兽运营的网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传言并非没有理由。对此，网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游戏部不会搬离广州。但是，丁磊却对外表示，网易2009年给广州交的税比2008年还高。至于究竟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
2。深圳梦进退维谷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