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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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夫妻间谍”
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
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
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1）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
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
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
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
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