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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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看到：“拉出去”比“打进来”更危险。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①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

难啊！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利用的人（进步人士、动摇汉奸、投机分子、失意分子、叛徒等等）则内线工作不能得到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上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之中开展工作。

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就连抗日也要张学良兵谏，这就失去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2）

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洸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①举国抗战，谁能高举抗日大旗，谁就赢得人心。可是，蒋介石的首要任务是保住手中的权力，未免在国内各派别之间勾心斗角，这就输了共产党一筹。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珍视友谊。好交友，重信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1）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