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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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总是难以遏制猎奇倾向。可是，延安的老保卫们，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这些人真是老实，连国民党都不肯冤枉。
尊重历史真实，必须从实写来。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尽管对于昨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尽管中共中央并未认定劳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中共中央搬来后搞了一些建设。沟口盖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中央礼堂，楼上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由西北保卫局负责，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四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围剿”变“封锁”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其人，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之危机。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开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①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闭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物理学判定：水位越高，势能越大。军事学也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这样看，延安还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官府劫道（1）
延安东面是黄河天堑，北部有沙漠阻隔，连接外界的通路有限。
向南到西安的800里山路，是延安通向省城以至国家中心地带的最近通道，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
向东北，经绥德、榆林、神木可出内蒙；向西北，经保安、定边可出宁夏、内蒙；这两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
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位于延安的西南方向。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通道。
三条路线活跃了偏僻的延安。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无法协调立场，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替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共联合抗日。重大的政策转变急需统一思想，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恢复联系。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将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域，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部密码！张浩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张浩，以商人身份帮厨，与连长拉老乡，终于获得释放。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又高又黑的张浩被押送到瓦窑堡，大家认出：这个“老鞑子”就是共产党员林育英！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中共中央刚刚纠正左倾的军事路线，对于政治路线的讨论还有严重分歧，张国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手持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张浩，有力地支持毛泽东转变路线的努力，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靠北，邻近中苏边境，得以陆路往来远方。沿途大多是西北军、晋军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起初是徒步秘密往来，国共合作之后就有了苏联的汽车，甚至开辟了空中航线。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中共中央还着手恢复与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系。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1936年春，刘少奇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上海，恢复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下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神经中枢，这就令得蒋介石头疼。蒋介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放任共产党坐大的天真，可是，国共合作期间封锁延安又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国民党自己，西安与绥德、榆林、定边等地的交通，也要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延安。犹疑之间，商旅、官员、部队、百姓不绝于途，延安已经成为陕北的交通枢纽之地。
延安南向通路，是国民党封锁的重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二团八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二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七年的共产党员。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从此，曹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官府劫道（2）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