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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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而是表达了总司令和每个俄国人心灵中的感情。
得知我们明天要进攻敌人，并且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所希望的事，疲惫，动摇的人们得到了安慰和鼓舞。
36
安德烈公爵的团留在后备队，直到下午一点钟，后备队仍然在猛烈的炮火下驻守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后面，没有行动。一点多钟时，在损失二百多人的情况下，这个团才向前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和土岗炮垒之间的一片踩平了的燕麦地里，那一天土岗炮垒里伤亡了好几千人，下午一点多钟，敌人的几百门大炮集中火力对它猛轰。
这个团在这儿没动，也没放一枪，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在停滞不散的硝烟里，大炮隆隆地发射着，前面那一带神秘的区域的整个地面都弥漫着烟雾，从那里不断飞出疾速的咝咝作响的炮弹和缓慢的呼啸而过的榴弹。有时，好像要让人们休息一下，一连一刻钟炮弹和榴弹都从上空中飞过去了，可是有时，一分钟工夫团里就损失好几个人。阵亡的不断被拖走，受伤的则被抬走了。
随着每次新的攻击的来临，还没有被打死的人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少了。团以三百步距离排成纵队营，虽然这样，全团仍笼罩在同一情绪下。全团人一律沉默不语，面色阴郁。队伍里很少有谈话声，即使有人谈话，一听见中弹声和喊“担架！”声，也就停下了。大部分时间，全团人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的摘下帽子，专心地把褶子抻平，然后再折起来；有的抓一把干土，在手心里搓碎，用它来擦刺刀；有的揉一揉皮带，把带扣勒紧；有的把包脚布仔细抻平，然后重新把脚包好，穿上靴子。有些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者用麦秸编东西。大家都好像全神贯注在这些事情上。当打伤或打死了人的时候，当成队的担架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队伍撤退的时候，当大批敌人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谁也不去注意这些情况。可是当我们的炮兵、骑兵向前面走过去时，当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时，赞许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响起。但是，最能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完全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受折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上，就可以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从团的正面走过，一辆炮兵弹药车拉边套的马迈出了套索。“嘿，瞧那匹拉边套的马！……把腿伸进去！它要跌倒了……哎呀，他们没看见！……”全团都在喊叫。又有一次，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只褐色的小狗，它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满怀心事地迈着小碎步，跑到队伍前面，忽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它尖叫一声，夹起尾巴，跳到一边去了。全团的人哄然大笑，发出尖叫声。但这种开心的事只延续了几分钟，人们在不断的死亡恐怖中不吃不喝地站了八个多钟头，苍白忧郁的面孔愈来愈苍白忧郁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所有的人一样，面色苍白而阴郁，他背着手，低着头，在燕麦地旁的草地里一个田垄一个田垄地走来走去。他无事可做，也无命令可发。一切都听其自然。阵亡的人被拖到战线外面，受伤的人被抬走，队伍靠拢起来。如果有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就赶回来，起初，安德烈公爵认为鼓舞士气，给士兵作一个榜样是他的责任，所以在队伍里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无须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教他们的。他和每个士兵一样，全部的心力都在努力避免想象他们处境的危险。他在草地上来回走动，慢慢地拖着两只脚，蹭得地上的草沙沙作响，眼睛盯着靴子上的尘土；他有时迈着大步，尽可能踩上割草人留下的脚印，有时数自己的脚步，计算走一俄里要经过多少两条田垄之间的距离；有时采几朵长在田垄上的苦艾花，放在手掌上揉碎，然后闻那股强烈的甘苦香味。昨天所想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他什么也不想。他用疲倦的听觉细听那总是同样的声音，分辨枪弹的尖啸声和炮弹的轰隆声，看第一营的士兵那些已经看厌了的脸，他在等待着。“它来了……这一个又是冲我们来的！”他谛听着从硝烟弥漫的地带发出的越来越近的呼啸声，心里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看了看队伍。
“不是，飞过去了。不过这个打中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极力迈大步，要用十六步走到另一条田垄。
呼啸声和撞击声！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开了干土，然后就消失了。他不由地感到一阵寒冷掠过他的脊背。他又看了看队伍。大概又有许多伤亡：在第二营聚集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他们不要聚集在一起。”副官执行了命令，然后是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个营长从另一方向驰来。
“当心！”可以听见一个士兵惊慌的喊声，一颗带着呼啸声疾飞的榴弹，有如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战马旁边，发出砰的一声。那匹马不管露出恐怖的样子好不好，先打了个响鼻，竖起前蹄，险些儿把那个少校掀下来，然后向一旁跑开了。马的恐惧感染了人们。
“卧倒！”扑倒在地的副官喊道。安德烈公爵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一颗榴弹在他和副官之间，在耕地和草地边上，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他这样想着，同时想到人们都在望着他。
“可耻呀，副官先生！”他对副官说。“多么……”他没能把话说完。就在这一刹那，发出了爆炸声，像打破了玻璃窗似的碎片四面飞射，闻得到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安德烈公爵向一旁猛然一冲，举起一只手，胸脯朝下摔倒了。
几个军官向他跑过来。血从右侧腹部流出来，在草地上流了一大团血。
叫来抬担架的后备军人在军官们身后站着。安德烈公爵俯卧着，脸埋在草里，发出沉重的呼呼噜噜的喘气声。
“你们站着干吗，快过来！”
农夫们走过来，抓住他的肩膀和腿，但是他凄惨地呻吟起来，农夫们互相看了一下，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来，放下，总归是一样！”有一个人喊道。他们又托住他的肩膀抬起来，放到担架上。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啦？……肚子！这一下可完了！哎呀，我的上帝！”从军官们之间传出叹息声。
“炮弹蹭着我的耳朵飞过去。”副官说。
几个农夫把担架搭在肩上，急忙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救护站走去。
“步子走齐……喂！……老乡！”一个军官吆喝道，抓住那些走得不稳、颠动担架的农夫的肩膀，叫他们停下来。
“合上步子，你怎么啦，赫韦多尔，我说，赫韦多尔。”前面的那个农夫说。
“这就对啦，好的。”后面那个调好步子的农夫，高兴地说。
“大人吗？啊？是公爵？”季莫欣跑过来，朝担架看了看，声音颤抖地说。安德烈公爵睁开眼，从担架里（他的头部深深地陷在担架里）望了望说话的人，又垂下了眼皮。
后备军人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林边，那儿停着几辆大车，救护站就在那儿。救护站是在小白桦树林边塔了三个卷着边的帐篷。树林里停着大车和战马。马正在吃饲料袋里的燕麦，麻雀飞到马跟前啄食撒下来的麦粒。乌鸦闻到血腥味，急不可耐地狂叫着，在白桦树上飞来飞去。在帐篷周围两俄亩的地方，一些穿着各种服装的、血渍斑班的人们或卧或坐或站。伤员周围站着许多面色沮丧、神情关注的担架兵，维持秩序的军官怎么也赶不走他们。士兵们不听军官的话，仍然靠着担架站在那儿，好像想要了解这种景象的深奥意义，他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眼前发生的事。帐篷里一会儿传出很凶的大声哀号，一会儿传出悲惨的呻吟，有时一个医助跑出来取水，指定应当抬进去的人。在帐篷外等候的伤员们发出嘶哑的声音，他们呻吟、哭泣、喊叫、咒骂，要伏特加酒。有些人昏迷，说胡话。担架兵迈过还没包扎的伤员，把团长安德烈公爵抬到一座较近的帐篷，停在那儿听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好久弄不明白他周围是怎么回事。他记起了草地、苦艾、耕地、旋转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裹着绷带、黑发秀美的高个子军士，他拄着一根大树枝站在那儿大声说话，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他周围聚集着一群伤员和担架兵。正热切地听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揍得他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连那个国王也给抓住了！”那个军士一双火热的黑眼睛闪着光，环顾四周，喊道。“后备军要是及时赶到，弟兄们，准把他全给报销，我敢向你担保……”
安德烈公爵也像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他，感到了欣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
37
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 a 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