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兵-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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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江相识，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氏赴京应试“大挑”中选时，介绍人是郭嵩焘。江忠源虽然科考多舛，未能进士及第，仅以“大挑二等”入围，然任侠自喜，不事绳墨，咄咄有英杰之气。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曾国藩向郭嵩焘评价他道：“吾生平未见如此人物也！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輥·輷·訛此后，曾、江多次晤面，纵论天下大势。承平日久，朝野委靡，但江忠源总以天下将乱相诫。这反让曾国藩引为同道。因而，他应诏荐贤第一个便推荐了江忠源。江忠源尚未履新职，即丁父忧回籍守制。就在这一年年底，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结“团营”而反。

第二年、即咸丰元年（1851）春，李星沅病故军中，朝廷派赛尚阿为新的钦差大臣，督师广西。江忠源奉调赴营，听候差遣，手下是他从新宁招募训练的五百“楚勇”。当江忠源赶到广西时，太平军正固守永安。赛尚阿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永安城北，他手下的两员干将一是防堵永安北路的广西提督向荣，一是防堵永安南路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江忠源又暂隶乌兰泰麾下。乌兰泰对江忠源分外客气，在战略谋划上几乎言听计从。这是江忠源的幸运。如果说四年前镇压雷再浩是主动请缨，此次出征则是皇命有托。

清军合围，太平军困守孤城。乌、向不协，江忠源倾力协调之。向荣主张围而留路，乌兰泰主张围之无隙。江忠源则代乌氏致书向氏，请“合围而尽歼之”。向荣不听，江忠源引疾告归。后来，太平军果然从缺隅处溃围而出，北犯桂林。闻警，江忠源又率自己的“楚勇”千人，倍道驰援。可惜援兵不至而乌兰泰阵殁。历史的大关节、大劫难初时皆发端于微末。永安之围时倘听江忠源一言，哪儿还会有太平天国此后十几年的折腾？影响历史的因素很多，万勿小视了小人物的大智警策啊！

而历史的偏爱，又总让小人物大显身手。蓑衣渡一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丧命，这是江忠源“江家军”的功劳。·輦·輮·訛长沙保卫战，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丧命，其中也有江忠源的捍城之功。长沙守兵原不足，江忠源率援入城后“力争南门天心阁，筑坚垒，据要害”，·輦·輯·訛萧朝贵鲜衣攻城，成为炮毙目标。太平天国于“天王”外，初期仅封五“王”，直接被江忠源部除掉的便有二“王”！百年相望，遥寄叹惋，既生冯萧，何生一江？从宿命的定律来看，这或许就叫：九斤的狸猫千斤的鼠，一物降一物。

江忠源一介书生，本非捕鼠之“猫”，可他天生与国运民命保持了一致性，火线立功，破例升官，真的成为皇家“御猫”。苏东坡早就将官吏比喻为“猫”与“狗”了。东坡云：“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江忠源的幸与不幸、成与不成，都不能从“个人”的立场评判，国有难，时有厄，书生奋起，固其宜也！

据守长沙时，江忠源已经升任知府。其时，他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提出，应以重兵扼守回龙塘，控住湘江，严防太平军绕城西湘江由水路北上。亮基不用其谋。太平军在久攻长沙不陷后，果然由回龙塘沿江北进，连陷岳州、武昌。谋不见用，强敌逃遁，江忠源一时也失去了追奔逐北的激情。

张亮基由长沙一役认识了江忠源的军事才华，上疏奏留之。江忠源在咸丰二年（1852）的军功主要是湖南剿匪。积功，擢任道员。咸丰三年（1853）正月，又擢升湖北按察使。此时，张亮基已任湖广总督，两湖守战之事，悉委江忠源。江忠源不辱使命，接连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各地匪患，擒其渠魁刘立简、陈北斗、熊开宇等人。咸丰帝知江忠源忠勇可恃，即命他率所部“楚勇”赴向荣军，不久又命他帮办江南军务。临行前，江忠源上疏论军事，提出“严军纪，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的八项治军主张，皆有的放矢之言。江忠源对此是充满自信的，故疏文以这样的话语表明心迹：“如此而盗贼不灭，盛世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

疏上，咸丰帝嘉纳之。而此时，江忠源正率军顺江东下。

江忠源对太平军的第一个硬仗是开始于当年五月的南昌保卫战。一千三百人驰援南昌，章江门当敌之冲，江忠源自守之。九十余日，战无宁时，江忠源岿然不动，且屡屡反击围敌。八月敌溃，江忠源因功加二品顶戴。十余日后，因田家镇失陷，江忠源上疏自劾。咸丰帝诏原之，虽降四级留用，不久即擢授安徽巡抚。

咸丰三年十一月中旬，太平军强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江忠源抱病布防御敌。激战三十六日，因庐州知府胡元炜叛变通敌，作敌内应，城破，江忠源投水自尽。这一天，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54年1月14日）。江忠源守城时，曾上疏奏言志，说要“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帝阅后，惜才心切，特在疏奏上朱笔批道：“不必与城共存亡！”城破二日后，廷寄圣旨至，江忠源业已践言完志。

江忠源死后，曾国藩挽之曰：“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輦·輲·訛　三城，指长沙、南昌、庐州；八座，则指教谕、知县、同知直隶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帮办江南军务、巡抚等由“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多级职务。

我们仍想用前文曾用的语式描述江忠源的一时显达：非常人才，非常时期，非常经历，非常功业，非常擢升，非常影响。

战场，识拔“书生”；战争，成全“书生”；江忠源仅为一例。

江忠源有三个同胞弟弟和两个叔兄弟，皆为“书生”，皆投笔从戎，皆立功疆场。

第二个“书生”代表是罗泽南。

罗泽南（1808或1807—1856），字仲岳，号南山，湖南湘乡人。从年龄上看，虽然他仅比曾国藩大四岁，比江忠源大五岁，但因家贫多难，终老“诸生”，故书生意气，更其卓然不群。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突酿大难，罗泽南定然在湘乡安心当他的教书先生。乱起仓猝，潇湘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罗泽南也只好将“吃饭”问题暂且放下，思谋“生存”大计。太平军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八日兵临长沙城下，攻城八十一日，不克；转而北走宁乡、益阳，过洞庭而克岳州，进犯湖北。就在长沙被围之日，罗泽南与他的学生王鑫已经在湘乡组织了千余人的团练队伍。当然，这是一种请示批准之后的半官方行为。湘乡知县朱孙诒是一位热心团练的人，接到王鑫的请示，他大开绿灯。湘乡的团练“湘勇”应运而生。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下发谕旨，命丁忧乡居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十二月十三日，曾氏接到谕旨后，复旨上奏，提出了在省城办团练的设想。获准，罗泽南、王鑫所部一千多人的“湘勇”适在长沙担任防务，遂被收编，成为“湘军”的第一支部队；曾氏之后，罗、王二氏自然成为“湘军”的缔造者之一。

这一千人的部队，分为三营，罗泽南、王鑫、邹寿璋各带一营。按新法操练，战斗力大增。

罗泽南换了一个人。由“塾师”而“将军”，由“课经”而征战，从战争学习战争，人生的质变朝夕间完成。这一年，罗泽南四十有六。在人生的困顿之境，他从未料到自己会有如此的峰回路转。昔日十年间，他曾死了十一个亲人！有一次应试回籍，徒步夜归，家中竟因岁饥不能举食，其妻亦因连哭三子而丧明。人不堪其忧，而罗泽南则浩然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