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并不遥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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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块一小块的田里,开满了紫云英的花,与那奔腾飞落而下的瀑布,相互映衬着,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大家不由稍稍加快了脚步,来到瀑布前。
现在正值冬季,水量较少,原先远远看去似一匹白练的瀑布,近前一看,原来是几个大石头夹在山谷中间,水从石头上漫过,薄薄的落到下面的岩石上,又分成几股较小的水流,跌落到下面的潭里;另有一股较小的水流,绕过大石头,从旁边一个长长的斜坡直冲下来。与从电影上看到的大瀑布相比,这小瀑布实在谈不上壮观,然而这却是知青们所看到的真实的瀑布,仍然使他们感到一阵的欣喜。
走了这么一阵子,虽然并不感到累,然而,那在阳光下微微闪烁、一平如镜的水面,那水流溅落,冲击水面所发出来的声音,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知青们各各找地方坐了下来,尽情地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
马聪明跳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伸手接着从上面落下来的水流,回过头对大家喊了起来:“你们看,要是在这里安上一个发电机,不就有电了?晚上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是呀,有电可太好了。”王莉莉也兴奋地说,“队长,你们怎么不在这里建个水电站?这么多的水都白白浪费了。”
“是很想建个水电站,可这要很多钱,没有钱怎么建呢?”张瑞祥又一次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看了看那短短的烟尾巴,随手把它扔进水里,“再说,就算有钱,那些电线、机器也很难买。”说着,脸上露出一种无奈的神色。
被张瑞祥这么一说,知青们那刚刚升起的幻想随即消失了。是呀,贫困的农民吃饭穿衣都还没很好的解决,要想用上电,更是难上难。
歇了一会儿,张瑞祥又带着知青们沿着那条小溪边的路,朝前走去。不多远的地方,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张瑞祥告诉他们,那是大队的碾米厂。碾米厂利用这条小溪的水带动碾米机和一台小发电机,这里也是全大队唯一有电的地方。
大家到碾米厂看了一下,又顺着路向前走去。绕过一个小山包,是一处很大的较为平坦的地方。令人纳闷的是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竟然没有被开垦,听任野草蔓延;地上到处是一堆堆的乱石头,路旁有几座古墓,上面长满了带刺的灌木丛,一派荒凉。两棵巨大的榕树,遮天蔽地地连在一起,路正好从中间通过。
张瑞祥边走边告诉知青们,这里从前也是一个村子,也曾经有过繁荣。后来一场灾难降临,瘟疫使这里的人几乎死光了,没死的人不得不逃离这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到这里住。经过了无数年以后,这里终于成了废墟。
李卫东来到一座最大的墓葬前。墓碑上的字迹,被风雨侵蚀得已略显模糊,但那凹刻进去的“乾隆十七年”的字样仍然可见,告诉你年代已经久远。那用泥土石灰及一些不知道的材料夯成的巨大的墓室、墓阶,依然坚硬如铁,还有墓前那一大片平地,都在告诉你墓中主人生前的显赫——也许是名门大贾,或许是高官望族。
然而,几经沧桑,几度变迁,原有的一切如过眼云烟,渺无踪影,只剩得青山为伴,蛇鼠为邻。
李卫东站在墓阶上,望着眼有空圹的草地。他无法遥想当年这里的景象,然而,这几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却令他感到有点迷惘。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角色轮番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或者轰轰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人间悲喜剧。
可是,曾几何时,一切的一切又几乎化为乌有,只留下几多惋惜,几多空叹。眼前这荒凉的古墓,莫非也在向人昭示着人生的枯荣,世态的炎凉?
在这片荒草地的边缘,建着一个养猪场,大家顺着小路朝下走了过去。
养猪场的大门开着,右边的一间屋子是卧室,左边的一间是堆放饲料的仓库,中间的过道与两边的屋子几乎一样宽,靠前放着一张破桌子和几只木板凳,地上堆着一大堆的地瓜。仓库的后面连着厨房,一个大灶上架着两口很大的铁锅,里面煮着的猪饲料还在冒着丝丝的蒸汽。连接在厨房和卧室后面各是一排长长的猪圈。
见大家进来,正在打扫猪圈的张富贵赶忙放下扫帚,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走了过来:“你们都来了!那边坐,那边坐。”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笑意,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地搬动板凳。
其实,那几只板凳根本无须搬动,而且也不够大家坐,然而张富贵还是不停地招呼着,他的神态在殷勤中流露出卑躬。
张瑞祥先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张富贵立即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了过去:“卷一下。”张瑞祥接过烟盒,慢慢地卷起烟卷来。
张富贵又拿起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又放下,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似地说:“哎呀,不知你们今天要来这里,没做准备。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去烧点开水。”
张瑞祥卷好烟卷,把烟盒放在桌上:“不用了,今天我是带他们走走,顺便到这里看看。马上要走,不用烧了。”
听了这话,张富贵像是卸下一副重担似的,显得轻松了些:“那……那就随便坐坐。”
大家走进里面,只见这些猪圈都建得很大,全部用石板砌成,一排就有十多栏,但养的猪并不多,不过三十来头,有许多的猪圈都空着。张瑞祥告诉他们,这里原先也养过一百多头猪,那是按县里每人平均养一头猪的要求。后来公社又将指标增加到每人平均养一头半猪。那么多猪根本养不起,饲料不够吃,猪也养不大。后来慢慢减少,就剩下这些。
走出养猪场,侯成宝不由又看了一眼张富贵,他对养猪场似乎有点不理解,便问张瑞祥:“这里就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他老婆,因他媳妇生孩子,到他儿子那里帮忙去了。”张瑞祥回答说。
“他儿子不在这里?”侯成宝更觉得奇怪了。
“因他是富农。两个女儿早已嫁出,一个儿子因家庭成份的问题,没人要嫁来给他当富农媳妇,前年才被招赘到外村。”张瑞祥边走边说。他又告诉大家,由于张富贵以前学过医,懂得一些草药,碰到有谁病了,他都去采些草药给治疗;也会给猪治病。几年来一直老老实实。自从他儿子离去后,队里考虑到他也老了,就安排他到养猪场来。另外,队里也常派人来帮忙,种些喂猪的菜。
走过一片较为平整的田地,大家又到了一处缓缓地一直连到山脚下的坡地。张瑞祥指着半山腰的一排房子告诉说:“那是大队办的耕山队。山上种的是茶叶,山脚下那一片种了柑桔。我们队里的土地也到那里为止,只隔了一条水沟。几年前也在那里种了柑桔,去年开始结果了。”他看了看头顶上的太阳,“那里今天就不去了,现在可以回去吃饭了。”
张瑞祥又带着知青们往前走,刚转一个弯,村子已在前面——原来他们今天走的是一个圆圈,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村里。
晚饭早早就吃了,因为大队部已经通告,今晚知青都到大队部开会;另外,知青们也想到分配在其它生产队的同学那里看看,所以特意叫张瑞祥家早些把饭煮了。
吃饱饭,太阳还没下山,大家就出门了。
李卫东他们沿途一处一处地找同学们的住处。每到一处,总先是一阵如久别重逢似的惊喜,一阵亲热的问候,互相拍打着肩膀,互相拉着手,不停地询问别人的情况,又不停地告诉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好像他们分别不是刚刚一天,而是一年。
热热闹闹一阵子,又一起向别处走去。知青们越聚越多,走到大队部,也都到齐了。
大队部设在村子东头的一座旧庙里,大殿的左右两边被隔成两个房间,一间是党支部,一间是大队部,中间剩下的就是当作会场的大厅。殿堂里原有的神像已无踪影,刷上白灰水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两旁分别写着两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大厅里已经摆好了许多木板凳,正中靠近后墙还摆了一张桌子,桌子的后面还有一张靠背椅。大厅正中的梁架下,挂着一盏汽灯,发出耀眼的白光。
见知青们走了进来,兰忠林与大队长张畚箕满脸笑容地招呼大家到凳子上坐,然而大家却纷纷朝前厢房涌去。
这里是供销社的代销店,尽管这小小的店堂根本不能与城里的百货大楼相比,然而它却是全大队唯一能买到东西的地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店里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几乎都有:糖盐烟酒、毛巾电池、信封工分薄,瓶瓶罐罐层层叠叠地摆满了整个屋子,只留下窄窄的一条通道,几个人一来就站满了。尽管昨天刚来时知青们都已经进去一回了,里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并不新鲜,然而既然到了这里,总想再看看,也还是有人买了些信封、信纸、手电筒什么的。
喧闹了一会儿,知青们终于在板凳上坐了下来,那些看热闹的村民们也围站在一边,大厅里也渐渐静了下来。
兰忠林见大家都坐好了,才坐到桌子后面的靠背椅上,从那褪了色的军装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笔,放在桌上摆好。他张了张嘴,刚想说话,见前面的人眼睛都直盯着他,不由怔了一下,一闭嘴,竟没出声,如同一个新演员,刚一上台就忘了台词,尽管先前已背了许多遍。
兰忠林想找一句合适的开场白,既能让人明白他的权威,又能让人感到和蔼可亲,想了几句都觉得不大得体,而所有的眼睛又分明在等他,心里一急,话就出了口:“我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兰忠林。”他那生硬而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令人感到有点变了味,使得坐在大厅里的知青们感到有点滑稽,有的甚至窃窃地笑了。
话一出口,兰忠林就发觉自己的这句话说得不太理想——谁不知道他是书记?
就算不知道他的名字,待会儿由大队长介绍一下不就行了?他也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没见过场面,一上台就怯场,从他复员回来后当上民兵营长到现在当书记,大会小会无数次,哪一次让他为难过?每次都是先国际后国内,先形势后政策,再结合本地的情况大讲特讲,他甚至为自己有这么一副好口才而沾沾自喜。
然而,今天的会从决定下来后,兰忠林就另有考虑了。尽管在这片土地上,他可以说一不二;尽管他是书记,而这些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都归他领导,但他也知道,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可以随意斥责的老实农民,他所面对的是一群曾把一切都搅得天昏地暗的红卫兵,是曾真枪实弹地把一切都打得稀巴烂的年轻人。与他们相比,他真为自己当了三年兵才打了九发子弹而感到汗颜。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学历都比他高,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与他们说话显然要注意点,不然……
话既然出了口,总得讲下去,兰忠林稳定了一下自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张畚箕。”并用手指了指坐在前面的一个人。随着他的话音,坐在前面的张畚箕站了起来,转身朝大家笑了笑,又坐下了。
听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什么名字不好取,却叫了个“畚箕”?照这么说,锄头扁担,木桶犁耙,都可以当名字取了?知青们不由笑了起来。
也难怪知青们会笑,像这种粗俗的名字,城里人怎么也想不出来,更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可山里人给孩子取名,除了金银财宝,富贵瑞发,就好像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了。有的孩子刚出生,被算命先生胡乱说一番,做父母的担心孩子将来长不大,就取个贱些的名字,猪呀狗呀的就叫起来,甚至还有叫猪屎狗屎的名字呢。
见大家还在笑,兰忠林也跟着笑了笑,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以前的名字,那肯定会笑得更利害,为了那令人难堪的名字,他不知苦恼了多少回——那年到县城读中学,当老师第一次点名时,念到他的名字“兰狗尾”时,全班同学哄然大笑,尽管老师不断敲着桌子,课堂里还是久久静不下来。那一刻,真让他把父母恨死了。后来参了军,他曾想把名字改掉,换个好听点的,可在部队里要想改个名字,谈何容易,也就搁下来了。
后来机会总算来了,他复员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复员军人,牌子响当当,加上他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公社造反派组织“农民赤卫队”的副指挥。恰好当时时兴改名,他这“狗尾副指挥”名称实在不光彩,得改个又红又亮的名字。他本想改为“兰忠东”,意即忠于毛泽东。无奈这个名字早已被县里的总指挥占了,只好退而次之,改为“兰忠林”,意即忠于林彪副统帅。这一改,果然好多了,叫起来也不再别扭了。
等大家再静下来,兰忠林又用那令人别扭的充满土腔的普通话讲起来:“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