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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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怀又打量她，姑娘身裁匀称，面容红中透白，两眉正中有一颗小米粒大小的黑痣，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丽达。
“你叫什么名字？”张敬怀问。
姑娘答：“我叫冯怡。”
“在这里疗养？”
“是的。”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个’ 知青‘ ，在农村修理了几年地球，在’ 大返城‘ 高潮时，从乡下回来。没有分配工作，在新华书店当一名临时工。事情不多，读书很方便。”
“你的父母呢？”
冯怡低头沉默了一刻：“我不希望谈让我伤心的事。”
“你是来游玩，还是来疗养？”
“这是高干的疗养院。按正常情况，我是进不来的。可是，我在’ 文化大革命‘ 中学到的本领，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来住几天，玩玩。”说着诡秘地一笑。
“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张敬怀饶有兴趣地问。
“我会看手相，”冯怡故作姿态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手。男左女右……伸出来。”
张敬怀笑着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还搞迷信活动。”但还是把左手伸给了她：“我不信，你看不准，可得受处分！”
冯怡拉过他的手，装模做样的看了一会掌上的纹路，边看边说：“你嘛……是个当官的。哎呀，你的官还不小呢。你看，你这’ 事业线‘ ，又粗又长……”她继续看下去，接着说：“可是，四十岁以后，’ 事业线‘ 突然断了，你就事事不顺，在’ 文化大革命‘ 中，挨整了，整得还不轻。以后嘛……你的’ 事业线‘ ，又延长下去了，兴旺发达……对不对？”
张敬怀说：“也算对吧。你不怕当官的？”
冯怡说：“我不怕当官的。当官的，不也是人吗？”
“对，当官的也是人。你这个观点很对。你这个小鬼真有意思。”
冯怡哈哈大笑：“你不能叫我’ 小鬼‘ ，那是你们红军对小孩子的称呼。我已经二十岁了。”
张敬怀笑了：“我检讨，不叫你’ 小鬼‘ ，叫小冯吧。……你说，你不怕当官的，这很好。可是当官的很厉害呀，他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权……”张敬怀又笑了笑。
“可是，有时候老百姓也很厉害。像你挨斗的时候，老百姓就很厉害。”冯怡说。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没有人敢反驳过他，张敬怀觉得更有意思，说：“是的，当官的首先是人。他也吃喝拉撒睡，他也有七情六欲。他有权的时候，一说话就是’ 指示‘ ，就是命令。一讲话，不管讲什么，都很’ 重要‘ ，没有人敢和他开玩笑，没有人找他谈天说地。”
“可是，他不当官的时候呢？”冯怡问“还有人把他当成人？……”冯怡说着打住了。再说下去，就要揭张敬怀的疮疤了。
张敬怀说：“你既然不怕当官的，我们交个朋友如何？”
“我？”姑娘看了看他，自己摇着头“我不够资格。”
张敬怀说：“你可知道，交朋友没有高低贵贱差别，没有贫穷富裕的差别，甚至没有年龄的差别的。只要谈得来，就可以成为朋友。如果讲这些差别，就是酒肉朋友了！一起打过仗的叫战友；一起打过牌的，叫牌友；一起养病的叫病友。
病友，即养病中的朋友。咱们在疗养院一起养病，岂不是朋友？”张敬怀畅快的大笑了。此时，张敬怀自己也不明白，他和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多话。
停了一刻，冯怡说：“我告诉你吧，我认识你。”
“哦？你认识我？”张敬怀好奇地问。
“我起码见过你两次。”
“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请你做过’ 红军长征‘ 的报告。”
“这事很多，我早就忘了。”张敬怀说。“第二次呢？”
“第二次又更稀巧了：是在你挨批斗的大会上。”
“哦？”
“我这个人，小看多了，我崇拜英雄。那天在广场开批斗大会。我混进去看热闹。一看被批斗的是你”
“怎么样？”
“他们那么样的打你，踢你，揪着头发折磨你，你居然不低头，不认罪。我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时我才十来岁，并不懂得什么’ 路线‘。当时，我想表示一下对你尊敬的态度，可是一时又找不出好办法。我摘下来头上的红线帽子，冲上台，便把帽子戴在你头上，就跑出了会场──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吗？”
张敬怀也笑了：“记得，记得，没齿不忘。后来呢？”
“当时我们小学也停课’ 闹革命‘。第二年虽然复课了，仍然是斗校长，斗老师。第三年，我们都被赶到乡下，’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了。”
“你在乡下呆了几年，有什么感受？”
“感受太多了，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很不容易，活得太累。所以，最近走了个后门，来这里游游泳，轻松一下。”又问“你喜欢游泳吗？我陪你。”
“喜欢的，不过我只会’ 狗刨‘。”
“首长不会，没有关系的。我教你。”
“我已经不是什么首长了。你就叫我张敬怀吧！叫老张，张叔，张伯都行。”
“好的！”冯怡快乐地说。
这样，他们每天穿树林，爬青山。肩并肩，手挽手。从背后看，像情侣；从正面看，像父女。
张敬怀说：“咱们俩个，扶老携幼。你扶老，我携幼。”
“别那么说。我也没有觉得你老，我也不’ 幼‘ 了。二十岁，还幼吗？”
过去张敬怀和人谈话时，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这么随便。现在他觉得，能够和人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最大的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无拘无束的谈天的乐趣。
有一次，冯怡问：“咱们的老祖宗在《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怎么那样恶呢？到底人的本性是’ 善‘ 呢？是’ 恶‘ 呢？”
张敬怀想了想，说：“我最近也想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人性善和人性恶，争论了一两千年了。我看，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他的本性，应该是善的。恶是后学的。”
冯怡说：“我和你的观点相反，人一下生，呱呱坠地，人的本性是恶的！”
“哦？”张敬怀看着冯怡“说说你的道理，我洗耳恭听。”
“这首先要给’ 恶‘ 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恶？人是什么？人是动物，不可否认吧？动物要生存，就要吃食物；要安全，就要保护自己；自己要有更多的占有，就要排斥别个，甚至撂夺；要传种接代，把生命延续下去，就要寻求配偶，这和一切动物都没有差别，对吧？”
张敬怀没有回答，却说：“说下去，你说下去。”
冯怡继续自己的议论：“人是动物，所以人性，首先表现为’ 动物性‘。所有人性中的’ 恶‘ ，小的如自私，占有欲，偷偷摸摸，大的诸如战争、阴谋、宫延政变，就是这种’ 恶‘ 的延续和发展。所以，应该是’ 人之初，性本恶‘。这就是我的观点。”
张敬怀笑了：“你这小鬼……还真爱想问题呢。”
冯怡马上说：“你怎么又叫我’ 小鬼‘ ？咱们有君子协定呢。”
“好，我错了。”张敬怀说“如果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怎么解释革命家的流血牺牲？怎么理解’ 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怎么理解为了革命，在敌人的监狱中’ 要把牢底坐穿‘ 呢？怎么理解许多善心善意的行为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一生下来都是’ 恶‘ 的，岂不是要灭亡吗？所以人的本性，还是善的。”
“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 高见‘。”冯怡说。
“说说看。”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第一，人是生活在群体中，所以人有’ 社会性‘。人们为了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发展、强大，生活得更好，就慢慢形成许多生活的行为规范。对个人，用道德约束自己；大者，难于自己约束的，就制定了法律等等手段。所以，我以为，’ 恶‘ 是先天的，是本性，’ 善‘ 是后天的，是教育，是社会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结果 。所以还是’ 人之初，性本恶‘。”
张敬怀哈哈大笑：“你这个小……冯，真能诡辩！如果，人性都是’ 恶‘ 的，就没有革命，没有理想，没有道德了。”
“现在谈你的道德，善良，真诚，不讲谎话，助人为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当然！”
冯怡说：“可是这道德是有自己的群体性的。比如，你在监狱中，敌人审问你，要你讲出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你能讲真话吗？不能，你就违反了自己’ 真诚‘ 的道德准则。你之所以不讲真话，是为了你所在的群体能够不被打败，还要发展，强大，胜利。再比如这’ 忠‘ 吧，向来是我国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个’ 忠‘ 字的群体性最强：当了’ 张皇帝‘ 的臣子，对’ 张皇帝‘ 必须忠；当了’ 李皇帝‘ 的臣子，必须对’ 李皇帝‘ 忠；’ 张皇帝‘ 的臣子，如果对’ 李皇帝‘ 忠，就构成对’ 张皇帝‘ 的不忠……你讲讲，怎么衡量这’ 忠‘ 字的道德标准？”
张敬怀说：“你还真想了些问题哪。这’ 忠‘ 是有阶级性的……”
“您老人家得了吧！”冯怡笑着打断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 忠‘ ，是创了世界纪录的。’ 忠‘ 字舞，’ 忠‘ 字歌，’ 忠‘ 字操。林彪最讲忠’ 最最最‘ ……归根结底，结果，我就不说了。你，作为我们政权中的’ 臣‘ ，也是讲’ 忠‘ 的，你讲’ 忠‘ ，还是为了你的群体更好，群体更好了，你也才能更好！从你的经历中，不是可以看出这一点吗？”
“这，你说我讲’ 忠‘ 是为了自己，本人就不能苟同了。”
冯怡马上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讲没讲过’ 忠‘ ？”
“讲过。”
“你忠于谁？”
“忠于国家，民族……”
“讲没讲过忠于毛主席？”
“也讲过。”
“错没错？”
“现在我也没认为有什么错。”
“那么批你，斗你，把你关进监狱也都对了？”
“那不见得是毛主席……”张敬怀觉得，不能和冯怡讨论这个问题了……话锋一转，你总是为你的’ 人之初，性本恶‘ 辩护。文化大革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人那’ 恶‘ 的一面’ 释放‘ 出来了。归根结底，还是’ 善‘ 胜利了呀！如果没有人性善，你怎么会给我戴顶红帽子呢？不谈了吧。留着下次争论。
“好的。”冯怡说，搀扶着张敬怀的手臂，下了山坡。
一老一少，都对他们之间能谈天说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天晚上，他们爬过一条小山梁，来到水库旁边，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坐下。这次他们谈的是人生。
冯怡问：“我总觉得，你们这些人活得很累。可是你是为什么活着呀？”
张敬怀说：“是的，累是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为了中国革命，为了创造人民的幸福，把什么都交给革命和党的事业了。能不累吗？”
“我知道。”小冯说“你们这一代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道德，为党性，为舆论活着。”
“那么，如果不为这些活着，为什么活着？”
“在这方面，我们是两代人，我们有’ 代沟‘。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现在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快乐活着，怎么快乐，就怎么活。”
“你光为快乐，就不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
冯怡说：“我所说的快乐，并不是醉生梦死。比如我对’ 社会学‘ 有兴趣，就看很多书，能够解决了自己思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你将来可以当博士。”
“也可能。但当不当博士并不重要。人生总得做点事情，否则，活着有什么意思？做事情就可能有成就，可是当自己有了成就的时候，你不可当真，为了你有了成就，要什么官呀，名呀，职位呀。那样你就很累，很不快乐了。干事情是一种追求，追求的过程中就有快乐，你就把’ 成就‘ 当成’ 活动‘ 的’ 副产品‘ 吧。副产品，是有没有都可以的。”
“对的，对的。这样就少些烦恼。”
冯怡忽然问：“我总觉得，在你们那个’ 圈子‘ 里生活，一定很累。你不能为自己活几天？活得轻松，自在一些？活得不像个’ 首长‘ ，而是像普通老百姓那样？”
“难道咱在一起谈话，我不像个普通老百姓？”
“在我面前，你像！我们是’ 病友‘ 嘛。可是一回到你那个生活圈子，你肯定是讲话、报告、批指示、下命令。你不能随便讲话，一讲话，即使是要人们把大门修高一些，也是’ 重要讲话‘。你得摆着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