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地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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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见狂舞的情感大河。毛博思的话也感染了大家。于是大家纷纷畅谈中国的命运、改革的前途和当今之弊端。
这时的天佑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一直有些问题，于是，他小声对杨成辉说：“民主自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概念，在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不同的人对这一词提出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件多么正常的现象啊！”
杨成辉说：“天佑，你这思想可是有些危险啊，我劝你在这种形势下还是少说话，你刚刚入党，还没转正，别给自己惹麻烦。”
奇怪的是，任品虽然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但似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他做人一样，总是滴水不露。
那次讲演以后，毛博思他们办了一个民间刊物，他找过天佑写文章，但是天佑在征求过张岚的意见以后拒绝了。姚可惠现在整天跟着毛博思狂热，也符合了她的性格。只是她见到天佑时的那种眼神，令天佑十分不安。
王旭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跟韦瑞兰谈恋爱，再不就是跟胡威喝个小酒。不过最近他干了一件惊人之举，批发来一些香坊粮库出的方便面，还有瓜子、榨菜、火腿肠什么的，在宿舍楼里卖，据说还挺赚钱。胡威有时帮帮他，不过胡威的目的就是混几包面吃而已，因为他现在只对古籍感兴趣，其他都是小事。
《地上地下》 第一部分 《地上地下》 第10节
天佑的文章终于刊在十一月份的校刊上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对双轨制的困惑；明确提出了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的政治口号。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杨成辉感到不安。这天，他找天佑谈话：“天佑，你是不是有点傻？你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明不明白，做官倒的都是当官的，他们什么物资批件搞不到手？平价批来，议价卖掉，咱们国家现在价格双轨制来钱就这么容易，就这么合法，你不信吗？现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公司多啦，都在挣大钱！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文章会被别人利用，而出了问题最后你跟着倒霉。”
天佑问：“你太过多虑了吧？现在报纸上不也提倡要反腐败吗？”
“亏你还是学政治的，你根本不懂政治。现在中国物价实行双轨制是正常的、合法的行为，法律上允许，实际上也是让某些人挣大钱。”
“这个时机主要是靠政府部门的权力，是一种权力不合理分配的结果，这种利润再多也不干净！”
杨成辉狠狠地瞪着天佑，对他这种兼含道德口味的理论很难认可，他站起来拍拍天佑的肩膀，说：“现在看来，你不仅是固执，而且是有些头脑不正常。我劝你不要太理想化，要面对现实。你看你那呆子样，人家领导也没说这种双轨制赚的钱不干净。现在这个世道，干净怎么样，不干净怎么样？”
天佑知道杨成辉说的话不无道理，可他的思想此时却无论如何转不过这个弯子来。
任品拿着这篇文章过来跟天佑请教了些问题，天佑耐心地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那几天，他一直在研究天佑的文章，弄得天佑挺不好意思的，还请他吃了顿饺子。
说到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那个时期。19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新一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的，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5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1986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0万以上的速度递增。
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当年底还有17万家。到了1986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那时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刚刚出台。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搭好了舞台。首先，创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特别是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价格在短期内猛涨了60％。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毛博思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主要是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并加以批判。按理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专院校学生受上述冲击的影响比较来说是相对小的。然而，学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传统中是社会政治事务的热切关心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富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同时热情冲动，敢想敢干。于是，他们这种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
战玉书现在体现出了坚决的革命性，她天天找同学们谈话。这天，她找到天佑，说要跟他交交心。天佑了解战玉书的个性及她的“说话艺术”。他知道她肯定有事，而这事也绝不是靠这样交交心能解决的，于是，他说自己有急事，就想走。但战玉书拦住他，严肃地说：“天佑，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共和国的建设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曾一度是受苦的一代，是被抛弃的一代，被遗忘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一代，刻苦学习的一代，艰苦奋斗的一代，最有承受力的一代；历史将会继续证明我们是中华民族不可断层的一代，是人才济济的一代，是民族精神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遥望长空，情怀大地，孝敬父母，疼爱子女，做一个有益于人民，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
天佑皱着眉头问：“你找我就想说这些？要是没事我走了，我不想听这些空话。”
战玉书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沿着这条人生轨迹前进，由盲目到有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党的关怀中成长，培养和孕育自己高尚的情怀，使我们的思想愈加的成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心甘情愿的为党工作，要让高度的政治觉悟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张年轻的女人的脸，不过显得很诡异，仿佛上面凝固了薄薄的一层铅。此时，天佑真想走近看看，那铅的下面究竟有没有血。
天佑笑了：“战书记，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真的有事。”因为等下他要跟张岚约会。
战玉书说：“我交给你个任务，给我们办的团刊写篇文章，激励一下年轻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天佑一想，要是不答应她，估计还会来缠着自己，于是就答应了他。不过，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他找到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把几篇文章拼凑到一起而成的。战玉书居然没看出来。
《地上地下》 第一部分 《地上地下》 第11节
十二月初，气温骤冷。同学们都穿上了厚厚的冬衣，但还是觉得冷，丝丝寒意穿过纤维空隙透了进来。校园内的行人好像少了很多，天空灰蒙蒙的，冷冽的空气冻得鼻子都不舒服起来。学校里开始出现传单，说是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教授的事情，还有号召同学们游行示威的通知，说合肥、成都、上海等地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天佑和杨成辉一时成为毛博思和战玉书分别作工作的对象，甚至姚可惠也来劝天佑要参加到民主运动当中去。天佑一时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任品没做天佑的工作，但是他似乎很忙，几次天佑在跟张岚约会回来，都看见过他在校园里走。
这天，张岚突然跑到宿舍来，说是妈妈生了病，需要马上到广州看病，因为家里没人，希望天佑能和她一起陪妈妈去广州。天佑有些犹豫，但看着张岚焦急的脸，就答应了。于是，两人跟刘国强去请假，刘国强几乎没问什么就答应了，只是说希望不要耽误期末考试，最好带上书。天佑回到宿舍，带上今年几次发表的文章的稿费120块钱，就跟着张岚去了。
12月的广州天气还很热，街头的树还绿着，花还开着。张岚妈妈领着两个人到了东山区一个招待所住下，据说她一个同学是招待所的头头，一切都是他给安排的。接下来的几天，张岚妈妈并不急着看病，只是带着两个年轻人东走走，西逛逛。不过，天佑很快就发现，广州和哈尔滨完全不同，这里的人说的话他听不懂，而且到处都是做生意的，卖什么的都有。天佑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张岚妈妈买了一条裙子，给张岚买了两件衬衫，花了80块钱。不过，这在那时的广州，也是不错的了。
到了广州的第三天，张岚妈妈的那个同学来请吃饭，那顿饭是天佑有生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也是最难受的一顿。因为张岚妈妈的那个同学还带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说是自己的儿子刚在军校毕业，分配在广州军区当参谋。天佑什么事看不出来？他看张岚妈妈跟他同学的样子，心里明白这是在给张岚介绍那军官。可是他心里不明白的是，既然是这样，张岚妈妈为什么要带自己来广州呢？而且还说自己有病？
又住了两天，张岚妈妈还是带他们四处逛，天佑不明白她的意思，又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回哈尔滨，只好勉为其难地跟着。张岚怕天佑寂寞，就经常带着他走在后面，用从哈尔滨带来的一架照相机照相。
直到一个晚上，张岚刚刚从天佑房间出去，他洗完澡正想睡觉。忽然有人敲门，他以为是张岚又回来了，就边擦头发边打开了门，回头去洗手间。等他再看时，不禁差点叫出声来，一个衣着暴露，乳胸饱满的年轻女人斜倚在床上，笑眯眯地看着他：“靓仔，要不要玩一下？”
天佑打量了她两眼，傻傻地问：“玩什么？”
那女人做出妩媚的笑容，起身把门给关了，回头道：“玩起来不就知道了。”
天佑实在不知道招待所里还有人来陪着玩游戏，依旧问：“到底玩什么？”那女人笑得更开心，一把把自己的上衣扯了下来，只戴着个白色的胸罩扑向天佑，紧紧地抱住了他。天佑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女人饱满的乳胸挤压着他，热乎乎软绵绵的。这时候他明白玩什么了，于是奋力挣扎，高喊：“张岚，救命啊！”
张岚和张岚妈妈闻声赶过来，那女人见势不妙一下子就不见了。张岚妈妈绷着脸，问天佑：“怎么回事？”
天佑红着脸，低声说：“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
张岚妈妈说：“你不开门她能进来？”
张岚说：“妈，你就别问了，本来他就吓着了，你先回去吧。”
回到学校，天佑感到气氛很不对，往日校园里的那种欢天喜地倏忽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天佑穿着张岚给新买的夹克和裤子回到宿舍，发现只有艾军和王凤山在，就问其他人那里去了。艾军小声告诉天佑，除了杨成辉以外，其他人都参加学习去了。
天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便问：“你们怎么不去学习？”
艾军急忙把门关上，低声说：“你不知道，出大事了，你走以后学生上街了。咱们宿舍除了我俩和杨成辉都去了，毛博思是学校的组织者，但是王旭挺出风头的，他把自己的床单写上标语，从宿舍楼顶上顺下去了。”
天佑问：“你们几个为什么没有参加？”
艾军说：“王凤山一直与世无争的，所有政治活动都不参加的，杨成辉说他家里有事请假回家了，至于我嘛，你知道战玉书不让我去。”
天佑问：“姚可惠去了吗？”
艾军说：“她不但去了，而且还带头喊口号，据说还跟省里领导对话去了呢。任品那天却没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这人平时很积极参与这种活动的，关键时候怎么不见了呢？”
天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些沉重。他知道游行不是件小事，尽管现在学校只是让大家“学习”，可是，可是这种盲目的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小的。他现在很担心班里参加游行的同学的命运，尤其是姚可惠。这时，他忽然明白了，张岚妈妈为什么要带他俩去广州，一定是她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这是带他们出去避风头去了。一时间，天佑觉得张岚妈妈原来不是那么可怕，原来她那看起来势利的外表下，也有一颗火热的心。
天佑晚上仍去看书。教师室里读书人似乎不少于往日，有看教科书的，攻英文的，钻研《五四运动史》的，甚至有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