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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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说，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住的宿舍离机场要穿越一片原始森林，美军在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开车要走二十多分钟，说是宿舍，其实就是四方形的草顶棚子，中间有一大间供大家运动、看电影之用。宿舍是八个人一室，不分工种、不分空地勤、不分职别，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这里住。食堂办得好，公司广东人多，那里是纯粹的广东菜。公司美方宿舍离我们这里就五分钟，我们很少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相反，他们总有人过来——中国菜，太好吃了。
　　把汀江办事处一切安排有条不紊的，是“中航”汀江办事处处长顾其行。
　　查找不到有关顾其行太多的资料，只知道这位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高才生是在1942年初进入“中航”的，一开始在重庆总公司营业组，由于他知识面广，不但具有航空专业知识，还精通土木工程，经常被王承黻直接委派至公司建筑场地担任质量验收员，没过多久，就成为公司业务骨干。

第十二章　天地一线牵（4）
　　曾因业务往来和同乡友情之缘由，和蒋纬国交往笃深的江圣帆老人，于1943年初从中国调往汀江办事处，回忆起自己的老上级顾其行时，老人说，顾其行不仅精通航空和土木，文秘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公司中很多英文函件、电报文稿多出自他手，总经理对他非常欣赏，不仅派他参加很多当时由盟国之间召开的民用航空会议，还担任过“中航”驻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主任。
　　难怪，顾其行被派驻汀江办事处主任时，只有二十七岁。
　　把这么一个抗战担负物资转运、飞行任务繁重的基地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可见王承黻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江圣帆老人说，汀江生活环境艰苦，宿舍简陋，除了偶尔放一场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设施，大家的工作就是起早摸黑地和C…47、C…46机群打交道，由于汀江场站站舍、物资相对紧张，公司规定，汀江场站不准携带家眷，顾其行到汀江上任，才新婚三天。老人说，大家都是太了解“驼峰”空运的重大战略意义了，即使条件再差，生活再苦，也都默默做着自己那份工作。
　　再说了，再苦、再累，也没有那些日夜穿梭在“驼峰”上空的飞行员们艰难啊。
　　人家随时送命都不在乎，咱们在地面工作的，苦一点、累一点，算个啥！
　　问老人，听到有飞机失踪时，是什么心情？
　　老人说，一开始，该到的飞机一直不到直至最后彻底没有音讯，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沉重，宿舍里连点声音都没有，谁都不说话，整夜整夜死气沉沉。昨天还在一个房间里说话，今天人就没了，接受不了啊。到后来，太多了，也都习惯了，遇上有飞机没回来，大家碰面，也就说声，谁谁今天没回来。死的人多了，就没感觉了。
　　采访中，很多老人，飞过的、没飞过的，也都这么说：战争年代，死个人，算得了啥！
　　敢把行政院长托运的龙虾扔掉的人——一代英杰何凤元在“中航”行政管理人员中，能和那些飞行精英齐名媲美的，何凤元当仁不让地会排在前列。
　　这倒不仅因为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也不是因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系的他学历高，更不是因为他1939年9月进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格老。
　　是人品、人格让他赢得同事们的广泛尊重。
　　熟悉何凤元的老人这样评介，他这个人啊，书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既能担当学生运动领导者又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不多。
　　战争时期，是军人、武夫尽兴展现魅力的时代，在一家商业航空公司、在一个以飞行精英们担负重任的风云时代，何凤元能以一个行政“主管”和“天之骄子”们齐名得到一致称赞，可见其人格之魅力。
　　除了前面提到的顾其行得到王承黻的重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最欣赏的行政主管，就是何凤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中航”香港基地被炸，总经理王承黻这边和邦德紧急制定新航线计划，那边，已经开始选派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了。
　　把“中航”基地设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原总经理黄宝贤和继任者王承黻及邦德在抗战时期，干得最有远见、最漂亮的一件事情之一。在委派加尔各答办事处第一任主任人选上，黄宝贤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向代总经理彭学沛推荐何凤元，后来在叙府（宜宾）设立办事处时，继任“中航”总经理的王承黻又是首选何凤元。
　　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老人回忆说，日本人是1942年12月初炸的香港，不到一个月，总经理派驻任命就下达。
　　谈起这段往事，还很有意思。
　　老人说，自己本来是学水利的，当时在扬子江委员会湘桂水道工程处搞阳朔的漓江水利工程，和何凤元正在谈恋爱。本来已经商量好的，等张莹华去云南搞一年水利工程、以完成一个三十年代学水利的女大学生对治理祖国江河的一点微薄奉献后再结婚。
　　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美丽少女，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老人说，日本人打香港时，王承黻还没来“中航”。调令是当时被困在香港的黄宝贤辗转发给代总经理彭学沛、又经彭学沛转来的。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观念都非常正统，凤元要出国，总不能带着的竟然是未婚妻啊。还是彭学沛脑子来得快，他让我们马上就结婚，并亲自当证婚人。1943年1月6日，婚后第三天，自己就和何凤元及一位秘书登机去了加尔各答。
　　云铎老人是航委会派驻加尔各答的，负责多国之间协调及联络。何凤元正是中国航空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基地主任，负责“中航”在基地的所有行政业务。
　　张莹华老人说，驼峰航线开辟后，加尔各答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航班终点站，国民政府要员在加尔各答进出频繁，叫出哪个都比何凤元官大，摆谱拿派的不在少数，但除了必要不得不做的外，何凤元很少出面迎送。
　　他最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
　　不仅自己不和“官员”往来，也不许新婚妻子和那些有干系的人交往。
　　行政院长孔祥熙千金孔令仪和张莹华是同班同学，都在金陵女大毕业。1943年初夏，孔令仪赴美完婚，从重庆来到加尔各答，这边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那边等待从重庆空运过来的绣花嫁衣。是同学，又在异国他乡相遇，无论从哪面讲，在加尔各答已小住一年之久的张莹华作为“地主”出面，招待、问候，是起码的礼尚往来。嘿，何凤元就是不准娇妻招待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千金，他严厉告诫妻子，少和她来往，以免麻烦！

第十二章　天地一线牵（5）
　　结婚一年多，从没见过丈夫发脾气的张莹华眼泪汪汪，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孔令仪吃顿饭怎么就有“麻烦”！
　　妻子不明白的事情还很多。
　　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参加“六教授”赴美抗日宣讲团，中国第一代农业专家赵联方和沈宗瀚赴美参加“世界战后粮食会议”，都先后路过加尔各答，三个人除吴贻芳曾是张莹华的校长外，后两位只是和她打过几次照面的老师，对待他们，何凤元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忙前跑后，分外热情，尽力招待。
　　最绝的还在后面。
　　孔令仪在加尔各答等待嫁衣和赴美航班期间，也许是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也许是富家大小姐从来不知穷人的苦日子是啥样，颐指气使的她竟然不断地从加尔各答给她父母运送在国内还很少见的芒果、木瓜、螃蟹、龙虾
　　“驼峰”空运，运进国内的每一颗枪弹、每一滴汽油、每一粒粮食、每一点药品，是靠飞行员们献出生命的代价来维持航线的通畅，每件军需给养，附着在上面的，是英雄的鲜血！
　　空运如此艰难、飞机舱位如此有限，行政院长的千金小姐简直是忙中添乱，这么紧张时期还来这一套，真是拿肉包子打狗的富家孩子根本不知穷人挨饿是啥滋味！
　　大小姐只是发话，连面都不用出——所有的“货物”都是经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派出专人、专车送至办事处的，不仅分文运费未付，临了，还给何凤元扔一句话：“请火速运抵。”
　　总领馆的车子走了，敢怒不敢言的职员只能对着车子背影撇嘴，呸！
　　再看何凤元，脸色煞白，一声不吭。他是这里的主管，目前惟一能做的，就是拖，尽量地往后拖。
　　加尔各答天气炎热，几天后，芒果、木瓜、螃蟹、龙虾通通发黑发臭，工作人员请示何凤元，咋办？
　　何凤元头都不抬：“扔掉！”
　　于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工作”——成筐成箱地往外倒水果、海鲜。
　　老这么“拖”也不是办法，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为何凤元担心，背着他，还真给托运回国一次。只是当一大筐木瓜送到重庆孔公馆时，还未等拆箱，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
　　孔夫人（宋蔼龄）捂着鼻子给“中航”打电话：“让你们总经理来！”
　　王承黻没想到，自己刚刚上任，见的第一个“高官”，竟然是行政院长之夫人。
　　行政院长夫人看着毕恭毕敬站在自己面前的“中航”公司总经理，拉着长脸道：“我女儿会买这样的东西给我吃吗？你们航空公司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干了？”
　　安抚加检讨，王承黻赔了好一顿不是才把这个场面圆下来。
　　几天后，这话原封不动地传到加尔各答，传到何凤元耳中：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主任，竟然胆敢抗拒行政院长，真是胆“肥”，简直是活腻了！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果然，没过几日，重庆来电：总经理王承黻不日赴印。
　　知道这个消息，办事处所有的人，心都悬了起来。
　　和邦德考察“驼峰”的日期相差无几，总经理王承黻也来了，到了加尔各答。见到何凤元，总经理问的都是航线、航班、物资运输等诸多事项。后来，还是何凤元把话题“引”到孔大小姐托运芒果、木瓜、螃蟹、龙虾的事情上来。
　　毕竟，始作俑者是在这里。
　　还没等“汇报”完毕，王承黻轻轻笑了，他看着何凤元，只说了一句话：“你呀，真是书生气十足”
　　王承黻笑论自己的部下书生气十足，这位受西化熏陶的早期清华留美生，自己又何尝不也同样“书生气”。上次在孔府，被孔夫人臭骂一顿后，他不仅没有迁怒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而恰恰相反，他开始非常喜欢和欣赏起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何凤元赴加尔各答工作时，王承黻尚未调任“中航”，在加尔各答，两人才是第一次见面），他早就想好了，即便真的因此被免职，他也绝不会批评何凤元一个字。
　　和邦德一样，王承黻此次来加尔各答，也是“亲历”驼峰航线之感觉的，和芒果、木瓜、螃蟹、龙虾之“事件”毫无关联。

第十三章　三个篱笆一根“桩”？（1）
　　三个男人“一台戏”
　　本来应是在一个区域内，共同打一场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反压迫、反侵略的战争，由于三个处于“领导”位置的男人相互间猜疑、离间、不信任和纠葛，好好的合作最后偏偏演变成一场扯不断、理还乱的“三角恋爱”！
　　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任务之中，惟有中国是最困难也是最复杂的。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向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交的辞职报告中的一句话，也是大使先生在离开中国前，对和他打交道的国民政府、中国人最直接的评判。
　　怏怏而去的大使的话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期间，他遇到的事情是多么的棘手和无奈。
　　赫尔利的信可能有他的一面之词，但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争执到最后的完全“内讧”，却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上看，蒋、史之间的矛盾好像是所谓的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差异，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他们啊，说白了，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争个物资、利益分配的权力。
　　都想“把持”那些经过驼峰航线运送来的军需品，最好连分配权都归自己。
　　蒋委员长要把所有的物资分配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除了国军，谁都不给。
　　史迪威坚持要分配给延安一部分。
　　比撤退香港、溃败缅甸都乱。
　　蒋和史的缝隙是从国军败退缅甸开始的。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