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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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当然是离题太远，但是在历史剧不断重演的近代中国大舞台中，偶把演懿贵妃的刘晓庆和演赛金花的王莹，排排坐、比较比较，可能也不算是浪费笔墨。——毛主席和他的四人帮与西太后和她的载字辈四人帮，土法炼钢的所作所为，真是如出一辙啊。
再者，西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政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其手法与七十年后毛泽东之利用红卫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 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籍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籍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 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訢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椿「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 ？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籍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