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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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东王的声色之好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一八二三～一八五六）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四十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三十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之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六十余人。
【附注】东王在一八五六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姐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姐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种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队，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国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的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利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请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
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taste来也。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中国传统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做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待何？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那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特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
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椿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词，亦酸人骨髓——那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画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
王之下有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它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制度，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他们搞不来什么「三三制」呢！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哪里来的呢？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
在五○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之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