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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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
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
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
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
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
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
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了他，也可算是罪
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
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
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
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有点不好意思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致谢。
毛泽东气宇轩昂地抬起头，余恨未消地说：“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这个反动军阀封掉所以我这次来京，一是要掀起驱张运动。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前日还在湖南会馆发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呢。另外，就想来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讨教今后的救国之策。”
他已去看过李大钊，在这二十年代刚刚开始之际，他有许多的想法和冲动，急于向两位思想导师倾诉。
“快说来听听，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但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
陈独秀虽然刚虎口脱身，却斗志未泯，还增添了一种豁出去的热望。说来奇怪，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日子却常想到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
“我为什么写《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现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干什么，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要打破强权和专制，欧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消灭了强权。我预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如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说一句怪话，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国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国的社会，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光明。陈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罗章龙、邓中夏在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想问你一句话，在中国如何发动阶级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如何走俄国人的路？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毛泽东终于激动了，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迷们地盯着陈独秀，渴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独秀一下窘住了，脸涨得通红。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性更为强悍的生命，在向他发问和挑战。他必须回答和思考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可惜他暂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不愧是位坦荡的真君子，用不无歉意的口吻真诚地说：
“润之，你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于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广东的陈炯明委托章士钊、汪静卫创办西南大学，他俩见我在京受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听听动静，顺便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的到来，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对这位湖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2
我们的鲁迅先生此刻已乔迁于八道湾的新居里。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他一直忙于两件事，找房子和举家迁移北京。绍兴新台门的祖宅已卖给朱朗仙家，需在阴历年底前全部交付。于是他年初就开始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才买定八道湾十一号罗氏住宅一所。又开始招工备料，紧张地张罗修缮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后亲自赶去绍兴，接来了母亲、三弟及眷属。周作人与羽大信子去年八月早就来了北京，以母亲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经过多年的骨肉分离，终于在这桃花源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团聚生活。
下午，周作人上完课，便邀蔡元培乘一辆包车来到了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先由鲁迅陪着参观新居。哈！院子的空地真大，简直好开运动会在鲁迅的居室外间，蔡元培碰见了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朱安显得很局促，低着头退了下去。蔡元培仿佛听见了鲁迅平时的叹息，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觉得她有点尼姑相，也在心里为这失败的婚姻哀叹了一声。蔡元培在桌子前坐了下来，发现鲁迅所垫的褥子，是一条很薄很薄旧得已经发硬的老棉花套。盖的棉被也是一条很单薄的小被子，房间里又不生火炉，如何抵挡冬天的寒冷早就听说他一直过着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从不穿棉裤，也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床睡觉，今天总算证实蔡元培的脸上溢出一丝悲哀，鲁迅却浑然不觉，又高兴地陪他去见鲁老太太。老太太见当年的蔡总长到了，一口一声恩公，颤巍巍地召唤下人上茶和让座。蔡元培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仿佛看见当年自己翰林及第时，绍兴的一位老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却从打着“汝南周”灯笼的深宅大院里，因科举案锒铛入狱这位老翰林也是位大好佬，酒后因乡人请求，竟糊涂地带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去贿赂那位最终送他下地狱的主考官。唉！豫才也许是过早地感受了家庭和社会的世态炎凉，才养成今日乖戾的性格。
屋里的气氛很快被家宴的欢闹冲淡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了几样绍兴风味莱：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炯肉，还有青鱼干、糟鸡等。这笋干还是用小竹笋腌的，筷子般细。大家尝了一口，纷纷说鲜。周氏三兄弟在一旁作陪，况且又喝了几杯地道的绍兴花雕，蔡元培的兴致很快就上来
他醉眼矇眬地打趣道：“中国文坛有了你们周氏兄弟，就永远不会寂寞豫才的小说好，启明的散文佳。豫才不仅文章好，考证也好。你的《古小说钩沉》让国文系的马幼渔主任都眼红了，一定要我聘你来讲中国小说史。怎么样，能给我者蔡一个面子”
鲁迅含笑举起酒杯，与蔡元培对饮了一口，算是答应了聘约。见他无奈地说：
“看来为了稻粮谋，我也只得重返令人一度讨厌的教坛”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傅岳囗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也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了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多但现在整个大家庭都来了北京，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靠他和启明的薪水自然入不敷出，有时还被弄得相当窘迫，他不得不考虑出门兼课
周作人谈起了正热闹一时的“新村”运动。他于去年夏天去日本接回了家眷，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周作人说：“我进了新村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那里人人劳动，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人类之爱，实在令人陶醉。我回国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这跟我‘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先是在元旦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又在一月中旬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还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捐款赞助这一新生事物，陈独秀虽刚出监狱，却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鲁迅对此却很冷淡，说这事注定办不下去。周作人坚持说一定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办不下去现在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还有，那位湖南的毛泽东，来京后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联盟”的计划，也想发起一个类似的组织呢。
蔡元培见兄弟俩各执所见，气氛寡淡了，忙含笑前来解围道：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