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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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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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
当他的车队在警察开道下，缓缓驶进王府井大街北端时，眼睛不禁一亮。只见黎家大院的灰色高墙已修缮一新，侍卫长正带着管家仆役在挂满灯笼的大门口夹道欢迎。他的兴致来了，两撇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