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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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警觉起来，派去了医生。
叶若夫很担心亚果达失去理智，因为那样对即将开场的审判闹剧极为不利。为了稳定自己这位前任的情绪，叶若夫要求当时还没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经常去看望亚果达。斯卢茨基的拜望，使亚果达非常高兴。斯卢茨基本是个最会演戏的人，可这时也似乎对亚果达动了恻隐之心，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但他仍然没忘记要牢牢记住亚果达的每一句话，以便向叶若夫汇报。亚果达当然知道斯卢茨基的来访绝非本意，但这似乎无关重要。亚果达只相信一点；斯卢茨基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如果斯卢茨基现在的上司不是叶若夫而仍然是他亚果达，斯卢茨基肯定会觉得自己安全得多；斯卢茨基一定更希望能到这监狱里来探望叶若夫
亚果达在斯卢茨基面前是无所不谈的。他坦率地向对方述说自己所处的绝境，并痛心地抱怨叶若夫在几个月中就把内务部这架威力无比的机器给摧毁了，而为了这架机器，他亚果达曾付出了十五年的心血。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果达突然对他说：
“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卢茨基有点慌乱，因为亚果达毫不客气地提到了“给叶若夫写报告”。
“很简单，”亚果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第二十二章 “医学谋杀”：高尔基之死
一些外国批评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质疑：在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多次提到的那十来个组织严密的恐怖集团，为什么都只实施了同一种恐怖行为——暗杀基洛夫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斯大林终于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作出了回答。
斯大林心里明白，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仅一次谋杀就引起了一连串规模庞大的审判活动，这确实太缺乏说服力了。既然不可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就只得接受挑战，作出回答。可是怎么回答呢？就用他强塞进第三次审判的被告人嘴里的新编神话来回答。
要对挑战作出应有的回答，斯大林首先就必须指名道姓地—一点出，这些阴谋家们还杀害了哪些著名领导人。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被害人呢？要知道，近二十年来，向全民通报过的谋杀案件只有一件，即翻来覆去地谈论不休的刺杀基洛夫案。在这种状况下，就是那些仔细研究过斯大林那狡诈的大脑活动的人，也未必能想到他还会找出比基洛夫更合适的“人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又是怎么将这个问题诉诸法院的。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的，还有著名作家A·M·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
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过他们的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来就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十八岁的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
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布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斯卡妮的解释。
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有这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
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也能够证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病的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
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高尔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指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