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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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
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
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
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
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
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
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
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
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
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
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
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
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
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
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
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
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
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
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
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
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
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
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
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
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
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
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
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
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
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
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
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
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
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
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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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
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
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
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
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
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　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
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
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
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
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
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
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
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
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
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
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
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
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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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　　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
“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
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
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
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
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　”　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
“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
我也没什么资金，　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　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
“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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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
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
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
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
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
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
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
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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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
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
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
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
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
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
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
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
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
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
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
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