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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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当年负责通风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回忆此事说：“叶参谋长约我到延安去，问我这样做暴露了电台机密，对我们的军事情报工作究竟有多大影响？当时我跟叶参谋长讲，影响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克服这个困难，弥补这个影响，不至于造成大的损失。叶参谋长听了非常高兴。新华社在7月7日就把我们获得的敌人的军事情报在新华社播发了，举出了许多具体的第1军、第90军、第几师、第几师，由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清清楚楚，一点不差。蒋介石非常恐慌，不知所措。”
　　就这样，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一方面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另一方面下令清查内部，严惩泄密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座”利用敌军情报唱了一台“空城计”，智退顽军五十万。
　　自觉参加整风，抵制“抢救”运动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制止了，但并未放弃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而且越走越远。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日甚一日。为了对付日寇大举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剿共”的双重压力，中共中央决定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叶剑英在会议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后说：“照上述回忆，实在太不够了，工作得不够积极，学习得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需要今后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他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作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在日寇大举侵华（18）

　　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我党我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但运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问题更为严重。如何对待“抢救”运动？叶剑英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到“抢救运动”审干的做法不大对头，便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曾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叶剑英面临新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他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和立场，继续向组织反映意见。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纠正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几次深入到总参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同志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时同叶剑英一起工作的伍修权回忆说：“整风运动时，总参成立了由叶剑英同志和胡耀邦、陶铸、舒同与我组织的领导小组，他同大家一起，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作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康生搞起的‘抢救运动’也波及到总参，有的同志因此受了委屈。剑英同志发现问题后，不顾康生的反对，马上向中央和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不能这样搞，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错误做法，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进行安慰和赔礼道歉，为他们平反和重新分配工作。所以整风期间总参虽然也受到了康生之流的影响，但与其他单位比起来还是比较稳当的，叶剑英当时保护过的一些同志，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是有问题的。”事实的确如此，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外界宣传中共抗日的主张和战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
　　敌后抗战胜利，吸引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到抗战圣地延安来参观访问，叶剑英总参谋长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
　　1944年3月，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配合他们一起进攻日本，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这个拥有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社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家勇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的），扫荡报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国民公报编辑周木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此外，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还自带了电台。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团路经西安时，秘密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企图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内线取得联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

　　在日寇大举侵华（21）

　　当时延安有一个怀安诗社。叶剑英积极支持和参与诗社的活动。他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
　　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
　　季子徐君气谊投，希深君复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
　　诗中“季子、徐君”指吴老、徐老，“希深、君复”指谢老、林老。
　　有一次叶剑英见到重庆派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说：“请告重庆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
　　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这首诗传遍延安诗坛，一时成为抗战佳话。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PART3

　　十年浩劫（1）

　　九　十年浩劫，党和国家濒临危亡，在此严酷的历史时期，叶剑英逆流而上，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一举粉碎“四人帮”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
　　稳定军队，两个“十万人大会”发巨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5月25日，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