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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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军人》杂志也存在有不足之处，如：对蒋介石勒令解散“青军会”，显得措手不及，反击无力；对廖仲恺被刺案，几乎没有什么悼念文章，等等。但该刊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些缺陷，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建设和国共两党建军在理论、思想、组织等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1）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第1期共有学生600余人，在学习期满时领取了毕业证书。但由于战火纷乱、年代久远等原因，保存下来的毕业证书现见到的仅有数张。然而，这几张同属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生的毕业证书，却有3种完全不同的样式，不能不让人质疑。难道说这几张毕业证书有真伪之分？为此，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用３年多时间到广东、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山东、北京等地，走访各地黄埔同学会及纪念馆，对当时健在的多位黄埔第1期老人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专家进行访问，得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结缘黄埔，由考辨毕业证书开始
1986年11月初，笔者由南京到广州，开始大学毕业实习，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这批同学一行18人此行的主题是采访和研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11月6日，我们踏上了位于广州市东郊黄埔区的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那时，军校遗址纪念地还在筹备修建中，所展示的内容很简单，但展品多是原件，尤为珍贵。就是在这天的参观中，笔者看到展柜中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文凭却是两种样式，很是诧异。由于我们这些军校学子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是对毕业证书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更由于学习的专业正是中国现代史，所以笔者对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这两种文凭产生了疑惑。询问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和广州市的文史专家都未能清楚地解释其原因。
本书作者1986年11月访问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出于好奇和专业学习研究的需要，此后接连几天，笔者从市区又多次独自去了黄埔岛，仔细考察纪念馆中所展示和收藏的各种毕业证书。纪念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笔者特别的关照，将这些文物展品从库房和展柜中取出，让笔者拍照和量取尺寸，进行反复比较。在此特别要表示感谢的是具体负责此馆工作的郭红女士，当时这位年轻靓丽的姑娘遵照馆领导的指示，热情接待了笔者。她对工作尽职尽责，那天的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去吃，为笔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她的敬业精神和真诚善良，笔者一直心存感激之情。今天出版此书，时光已经过去整20年，在此期间，笔者与郭女士仍常通信息，建立了非常珍贵的友谊，并与郭女士的先生和聪明漂亮的小女儿会过面，却再也没有与郭女士本人重逢。在写作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时，20年前郭女士身穿红色服装、亭亭玉立的身影常浮现在此书的字里行间。
为了弄清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不同样式文凭的真实情况，笔者在毕业实习中和结束后，即开始对当时健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进行采访，后撰写了《两张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的比较》，获本校1986年度优秀论文奖，1987年2月3日《南京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论文后经再充实修改，刊载于1990年第1期《黄埔》杂志，引起原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关注和好评。
此后，一些黄埔老人给笔者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亲历的关于毕业证书的故事，再次证实了人们熟知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不同样式的第1期毕业证书
1924年11月30日，因为战事紧张，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宣布毕业，他们怀揣一张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什么图案的毕业证书，匆忙赶赴东征战场，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活。翌年3月，这期毕业生又拿到了另外一种样式的新毕业证。他们看到，在那张散发着油墨味的证书上，赫然印着代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图案。而在同时发放给黄埔一期毕业生的纪念校章上，也铸有国共两党特有的“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标志。毕业证书和证章上的图案，真实地记录着国共两党为创建黄埔军校所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贾伯涛的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该校第1期学生的毕业证也显得弥足珍贵。笔者看到的黄埔军校第1期两种样式的毕业证书，持有者分别为潘学吟和贾伯涛、蔡升（申）熙：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2）
一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毕业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30日发。潘是广东新丰县沙田区羊石乡上湾村人，毕业后曾任军校政治部职员，1930年3月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现在见到的这张毕业证书，是潘学吟在北伐前夕交给妻子带回新丰老家保存的。1984年，由其儿子捐献。这张毕业证书是目前发现的黄埔军校第1期唯一不同版本的证书，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二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毕业生贾伯涛的卒业证书，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日发。贾是湖北大冶人，1978年7月12日病逝于美国，其子女按其生前愿望，将所珍藏的本人的毕业证书自美国捐献给中国，并将其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于北京八宝山。是时，中国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徐向前等参加了安葬仪式。贾伯涛的证书，是目前海内外一些史书及纪念馆较多采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主要样式。与贾伯涛的证书同一样式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现在看到的持有者，还有与贾同属第1期步兵科第6队的蔡升熙。蔡是红军著名高级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因为蔡的证书在近年才发现，所以，大多数书刊上选用第1期毕业证书样张仍是贾伯涛的证书。
先从证书的文本上看，这两种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的毕（卒）业证书中的文字如下：潘学吟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兹有本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校长蒋中正（印）总理孙文（印）党代表廖仲恺（印）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校印）埔字第玖拾伍号（半骑缝存根文及陆校印）贾伯涛的卒业证书：卒业证书本校第一期学生贾伯涛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学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校长蒋中正（印）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党代表廖仲恺（印）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给（陆校印）两张毕业证书的异点比较如下表：比 较 项 目〖〗潘学吟的证书〖〗贾伯涛的证书⒈证书名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卒业证书⒉给证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⒊证书四角小字〖〗亲爱精诚〖〗三民主义⒋证书中央底印字〖〗（黄底白字小篆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黄底白字描红边隶书体）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⒌署名落款及印章〖〗总理孙文（阴刻红色印文：孙文之印）校长蒋中正（阳刻红色印文：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党代表廖仲恺（阴刻红色印文：廖仲恺印）〖〗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无印）校长蒋中正（阳刻红色印文：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阳刻红色印文：廖仲恺印）⒍骑缝存根文〖〗埔字第玖拾伍号〖〗⒎证书中下方图案〖〗〖〗斧头、镰刀、步枪交叉图案⒏证书款式〖〗上方中间图案，左为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右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两旗中间是孙中山头像。两旗图案略有不同。整个证书为蓝色菊花纹宽线条镶边。〖〗蓝色细边框。贾证边线较潘证明显窄很多。⒐尺寸（长×宽）〖〗42×20厘米〖〗53×40厘米黄埔一期老人回忆毕业证书为什么同一期学生的毕业证书会有两种不同的样式呢，而且颁发证书的时间相差3个月之多？有人曾推断这两张证书中必有一张是假的，但经技术鉴定，这两张证书确属20世纪20年代的文物。那么，是否其中一张或两张都是当时的赝品或伪作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一些黄埔一期老人。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3）
时任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侯又生老人回忆说：“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到参谋处当参谋。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是我原在军校第2队的队长，人缘很熟，对我也很信任。去后没几天，他就让我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
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1期全部毕业证书盖章。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坐在蒋校长办公桌一边，仔细地在已经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3方印章（从蔡升熙、贾伯涛在1925年3月领发的毕业证书上看，这3方印章是蒋中正、廖仲恺和陆军军官学校关防之印），连续盖了3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1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不含第6队的146人），加上第6队的同学共有毕业生633人。”关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人数，还有645人、635人、495人（不含第6队）等说法。
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老人，是这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一位。他说：“你（指笔者）在来信中给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和同期同学王逸常在10多天前认真回忆过，并在一起讨论了毕业证书的事。”苏老戴上眼镜，指着笔者带去的潘学吟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彩照连声说：“对，对，是还有这么一张样式的毕业证书。这张证书，是蒋先云设计的。当时，蒋先云在学校里虽然与我们是同期同学，但他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在周恩来没到学校之前，蒋先云对学校的政治工作负有很大责任。制定表格证书，一般都由校政治部的干事具体办理，设计这张毕业证书时，记得可能是蒋校长不在学校。那时，周恩来主任刚上任才几天，也不可能具体办此事。”苏老又指着贾伯涛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彩照说：“这一张是在蒋先云设计的那张毕业证书之后，由周恩来在东征中又设计的。王逸常曾亲自参加了这一种毕业证书样式的设计。周恩来等人认为原来那种毕业证书的意义表达得不够全面，就又印制了这种新的样式。但在当时，原来的那种毕业证书已发下去1925年10月潘学吟的任命状了，学校就让收回换新的。由于黄埔一期毕业生在３个多月前已经毕业，有一部分同学已经离校，就没有机会换发，留校任职的第1期毕业同学大多数都换发了。我的毕业证书就是贾伯涛同学的这一种，是在第一次东征攻克淡水后发的。那天，蒋校长还在大会上讲了话，记得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协和医院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可惜我的毕业证书在1949年12月入南岳军政大学时收交后弄丢了。我原属程潜在广州所办讲武堂的学生，是黄埔一期前几个队同学临近毕业时才并入黄埔一期的。讲武堂的学生被编为黄埔一期第6队，比前几个队的同学在校又多学习了两三个月，后于东征途中宣布毕业。因此，潘学吟那种样式的毕业证书，我没有领过，但常见其他同学有这种毕业证书。”
苏老谈到这里，很感慨地说：“若没有当事人，这两张不同样式的毕业证书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但那时我和王逸常同学毕业后都是留校任职的，我分配到第3期入伍生队第8连当见习官，后调到政治部当干事。王逸常毕业前就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当宣传干事，毕业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部代理秘书，并负责过组织股工作。对这件毕业证书的事，我们是了解的，记忆是清楚的。可惜的是，王逸常同学前几天刚去世，你们来晚了一步。现在剩下的黄埔一期同学也不多了。由于历史的变故，黄埔校史可能还会留下一些疑难问题，希望你们这些研究黄埔校史的同志抓紧时间，提出问题，我们会尽力合作的。”
时任成都黄埔同学会理事、自贡市政协委员曹利生老人回忆道：“我于1925年春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旋即赴日留学，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于1928年秋毕业回国。因此我没有领到黄埔军校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