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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3章

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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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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