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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章

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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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寺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
  神宗默然。
  这个默然一般来说是讲皇帝对他不感冒,在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一下司马光的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
  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
  那就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的造福于人类,不会作恶(好心做错事的呢?)。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头衔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首饰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作为一个超级官场斗士,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和。
  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却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他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答案出现,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恪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对他的话我不加个人分析,相信只要是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人,对司马大师的这番话自有判断。
  好玩的是,历代史书里,包括近现代的宋史作品中,关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的理解,都像是坐进时光机器,返回到当时和司马光私下聊过一样,替他来了段注解。说什么司马光身为中国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人品、学问都足以为万世之楷模,尽管他说出“三代之法不可变”的猪一样蠢的话,可绝对不是猪。
  他只是举个例子给年青毛躁的宋神宗听而已,要看他的本意,不要细嚼他的每个字嘛对此我再次无话可说,人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负责,为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居然到司马光的身上就不适用了。
  奇哉怪也。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请看实况转播。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返本溯源嘛,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廷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通过吕惠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起码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交流,就算周礼这种传说中的礼法真的存在,也得有个不断完善、各有适用的过程。
  可是司马光就能把这些都抹平,要说一个人的才学、名望真的是非常管用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请看司马光的答辩。
  ——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肯定?);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区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的众位大臣欢迎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对,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个政府职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这不是什么正义感超高,或者圣人指数过人,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个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
  吕惠卿的话找不到了,司马光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富弼辞职之后,陈升之升了宰相,当时神宗曾经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的宰相有什么看法啊?
  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闽,指福建,陈升之是福建人;楚,指荆湖一带,王安石是江西人。依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陈升之狡诈凶险,王安石轻佻草率,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祖皇帝赵匡胤曾经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
  不知道这番话算不算是诋毁,呵呵,尤其还是在私下里聊天时说的。背后论人短长,好一个大宗师风范!更加好玩的还在后面,在这次皇宫内部辩论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司马光占了上风,还是吕惠卿被隐掉了话一语中的,反正新法该推行还在推行。
  不仅是青苗法,连农田水利法也上台了。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是官还是平民,都可以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以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了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部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农业还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这个法令,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好坏吧。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没像西汉时王莽做的那一套,把大批的农民迁徙到陌生区域去开荒,弄得新田没开好,熟田都荒废。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错大了,司马光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了吕惠卿等爪牙,直接和王安石说话。大宗师是很有身份的,他决定先礼后兵,先给王安石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字)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段话在历史里大大地有名,几乎被每一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王安石30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客气话,先礼后兵中的“礼”而已,可是参照下“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大家是啥感觉呢?
  这要是吕惠卿说的,就啥事也没有,可您是司马光,才德兼备没有瑕疵万世师表型的大宗师啊。
  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哪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名字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了四千字,里边有三个议论点,可以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可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的一份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的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然这样傲慢。
  可是无论换谁当王安石,估计都会只回这百十来个字。理由太简单了,四千多字的长信里林林总总把以前开会说的各次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我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
  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
  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
  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道没法沟通,还是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这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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