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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章

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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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真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怎么定性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长。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第十一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脑子的构造是不是比较异常。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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