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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

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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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第十章 指点江山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已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躁。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做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对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副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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