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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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开始清醒了。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请问30多岁号称爱书如命知识健全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论语》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琦差不多。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第一，当年仁宗立你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你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你保证朝局稳定，等你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你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你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智开始“好转”。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这涉及到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下班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100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微笑，那一点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的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都做出批示。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才对，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宋朝日常的一些工作。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第四章　太后撤帘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有正史和笔记共三种版本。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已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撤帘！”这两个字是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已经出面了。枢密使富弼。富弼母丧结束，已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已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可是帏帘突然间卷起，只有赵曙一个人坐在殿上。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韩琦追了出来，赔笑解释：“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这个版本比上一种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天子印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留”。
　　不知怎么个“留”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锋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教做也是相公，不教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太过分了！”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曹太后更清楚。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相公安可求退？退的该是我。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己，且容老身先退。”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来继续夸。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已，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印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宽治如何？”“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招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他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第五章　公子绝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