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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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情况，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办的《南方报人》，1998年4月28日第3版的“记者新风赞”栏目中，发表了曾与我一起在广州王圣堂历险的同事邓世祥采写的一篇名为《石野：三次拒收大红包》的文章，全文如下——
本刊讯经《南方都市报》政法记者石野披露并得到解决的“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事件”新闻背后有新闻，记者石野三次拒收受害人黎世东酬谢的红包。
今年去年12月，石野曾连续披露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事件的过程。银河村治安员于4月7日一次性赔偿黎世东等人医疗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9万元整，其中黎世东获有关损失赔偿8万元，谢景林、李兴旺各获赔偿5000元，另外，涉嫌行凶打人的其中7名治安员被天河警方抓获归案。
4月21日，石野及时将处理结果采写见报。见报当天晚上，黎世东一家人前往报社探望石野。为感谢石野，黎世东在获赔的8万元中，抽出1万元给石野作“辛苦费”，被石野婉言拒绝。他对受害人说，为民仗义执言，是《南方都市报》的办报方针，是党报记者的责任。
据受害人黎世东介绍，他们全家都视石野为恩人，自从结识石野后，他们天天看《南方都市报》。黎先生坦承，他在医院养伤期间，曾两次委托其弟将装有5000元的信封递给石野，均遭石野退回。
石野说，作为一名记者，就应浩然正气，自己取得的成绩都与《南方都市报》的栽培与教育分不开的。
石野是海军南海舰队复员军人。在《南方都市报》当记者一年多来，外出采访总是骑着一辆破旧单车，吃苦耐劳，仗义执言，采写了大批可读性较强的社会新闻。
当银河村治安员打人之事终于有了结果——那几名行凶打人的治安员均依法受到法办后，1998年4月底的一天，伤愈后的黎世东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将一面红绒烫金字、上写有“仗义执言”的锦旗送至《南方都市报》社。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因为我向报社提出了有关辞职之事，为了竭力挽留我，那天上午，李民英正在苦口婆心地劝我留下；当获知黎世东此时正是特意为我送来大红锦旗时，李兴奋得满面生辉：“我说石野呀，你看看，读者都给予了你这么高的评介，你怎么还要走呢？要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南方都市报》呀？！”
我心里默然了。
“仗义执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让我在一瞬间湿了眼睛。是呵，虽然我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平的待遇，但那些热爱我的读者们是如此的关爱我，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感到满足呢？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39节 广州王圣堂历险记（1）
在10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我曾多次暗访过地下赌场、地下歌厅、黑恶窝点等危险场所，其中种种险象环生的景象使我今天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感慨万千。在我的卧底暗访中，我曾经经历过四次死里逃生，而其中的广州王圣堂的暗访历险中，我经历了几次性命攸关的时刻，成为我采访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回忆
而有关此次采访的新闻线索，则是因为我独家连续在《南方都市报》上披露了银河村治安队员“吃霸王饭，打伤无辜市民黎世东”后，读者王正特意给我写来举报信。
1998年2月1日下午，曾在广州白云区矿泉街派出所保安的读者王正（化名），满怀信心地从他的山西老家给我发来了这封长达数千字的举报信。
他在信中称：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华南影都、省妇幼保健院一带，活跃着多个有组织性的黑恶团伙。他们有内线、外线，作案手法很狡猾，有很高的反侦查能力，加之，他们用金钱和女色，不惜代价拉拢地方个别司法人员，万一出事时，能帮助他们，所以很少落入法网。他们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天收入按比例分成。班子里主要人物有老板、经理、保安、打手、保姆和小姐。他们同时租有几套房子，“做事”的房子一般租在瑶台、王圣堂、三元里一带，另一套租在棠下、新市、罗冲围、石井、横窖一带，供他们住宿，因为这样很安全，每天早上八至九点从郊区乘车到华南影都“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郊区住。
拉皮条的负责把客人送到房间后，找客人要几十元小费就走了，接着客人与房内一小姐“做事”，床底下躲着一人乘机把客人衣服和包内的钱偷光。如被客人发现或者有的客人不想做要走时，小姐和床底下的人就拉住客人，故意大声说话，这时门外的几“保安”就破门而入，把客人打得跪地求饶，然后对之劫一空。有的人甚到被当场打死。
这些人心黑手狠，杀人如麻，他们已在这一带活动了十多年，不知背下了多少人命案
他说，这是他花半年时间才掌握到的内部情况和活动规律，这事如查到底，要牵连一串子人。为防不测，他的姓名、电话、住址请务必保密。
看完这封举报信后，我头皮不由一阵阵发麻，身上也打了几个寒战。像信中所提及的丑恶现象，仅仅通过这举报的文字，就足以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马上与远在山西的王正取得了联系，在向他特意表示感谢的同时，我还保证将有关情况向报社反映并尽快对此进行调查采访。
第二天，我举报信向当时的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作了详尽汇报，当即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任天阳认真看了几遍，连连说道：“这可是一条不可多得的重大新闻线索！”他当即用大红笔在此信第一页顶端写上了“重点线索”几个字，随后复印了好几份，连同我的采访计划报告分别递交给报社的几位主要领导审阅，以便我尽快地进行采访。由于此事重大，报社主编关健，《南方日报》社委会成员、当时负责主管《南方都市报》全面工作的李民英，《南方都市报》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程益中等几位领导还特意将我们叫到会议室里，对有关采访进行了策划，并决定成立一个以我为主的采访组，由任天阳直接负责。
由于当时已临近春节，像此类负面报道不大好发出来。直到1998年3月底，报社才决定对王圣堂的举报事情实施行动。经过再次商讨后，决定由我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报社特派摄影记者魏东配合，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同往，并负责联络工作；同时，报社还特意让重返采访部不久的同事邓世祥一起配合我这次行动。
我们的行动最后敲定在1998年4月1日启动。
以前我曾与同事深入客村立交桥一带的黄色群落进行过暗访，并进入到芳村地下赌场进行暗访，但那是在公开场所，而且是在有线人作内应或从旁协助的情况下，隐瞒身份进行的。然而，今天的采访，是在广州地区社会治安最为混乱、案发率最高、最令人提心吊胆的地方，是杀人、抢劫、强奸、吸毒贩毒等各类恶性案件的高发地，而且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伙已有多宗命案在身的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
在广园西路的华南影都附近转悠了一阵，已将近中午12时。我们一行四人就在王圣堂附近进了家“毛家菜馆”。饭后，大家决定由司机开车带着摄影记者近距离跟随，多拍些照片。我和邓世祥则下车步行，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暗访计划。
为了便于行动，我让邓世祥将手机和采访包全部留在了车上，我则背上了采访包。当然，此时的我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一无意识的建议，竟会为后来命悬一线的我们留了一条生路。
司机驾驶着采访车将我和邓世祥送至华南影都附近，车窗外到处张贴着刚刚荣获奥斯卡大奖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的巨幅广告，令人眼花缭乱。
临下车时，我和邓世祥伸出手与魏东、轩慧紧紧地握在一起，车厢方寸之间盈溢着同事信任与鼓励的目光。大家最后重重一击掌，互道珍重。
邓世祥是河南新县人，肤色白皙，衣着很新潮，平时总是全身名牌。他虽然比我年长一两岁，但除身体微胖外；个头与我相差无几。而从外表看，我还要显得比他大一点。他以前就是都市报的记者，后来因故被辞退，此次是他第二次进入都市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次暗访，我们成为了生死兄弟，但很快又成为生死冤家。有关详情，请见后面章节。
我们经过商量，决定以表兄弟相互招呼，以便于相互掩护。由于邓世祥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正好可以冒充一名大学生，而我则假称为他的表哥，是一公司的工作人员。有了明确又不惹人注意的背景，我叮嘱邓世祥切忌不要相互喊对方的名字，更不要涉及与记者职业有关的话题，统一口径。
当我们来到广园西路的十字路口时，正好碰到几个身着大红色旗袍，肩披金色缎带的漂亮小姐正在笑容可掬地向来来往往的路人散发广告单。见到我们，一位小姐紧迎上前来，将两份广告单塞到我们手中。这是一份名为“华南沐足保健中心”的广告纸，上面用大红方框印了蛊惑性文字。神差鬼使地，这两张广告纸我们都没有像以往一样扔掉，居然一路伴随我们深入虎穴狼窝，在关键时刻成为了我们的一根救命草。
13时24分许，我们来到华南影都门口，采访车正在身后不远处慢慢尾随。在我们那辆子弹头型采访车里，魏东正用长镜头抵着茶色玻璃窗，一路跟在我们背后随时准备偷拍有关镜头。从车里面可以清晰地将外界景物尽收眼底，而想要透过茶色玻璃望见里面有人正在拍照是不可能的。随后，魏东偷拍了一大叠歹徒在街头拉客的照片，其中就有后来落网的“黑老大”与同伙在马路边的镜头。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40节 广州王圣堂历险记（2）
刚走入这一片“红灯区”，我们马上就发现附近到处都是拉客女们晃来晃去的身影。随着一阵嬉笑，我和邓世祥立即成了一群画着浓眉、嘴唇血红的女人猎获的目标。
我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直在人群里晃。不多久，一个涂脂抹粉、梳着两根油光水滑的长辫子女人走上前来与我们搭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最终以30元带路费与之成交。
见“生意”初步做成，双辫女马上面露笑颜，一边满口答应，一边甩开大步向前带路。一路上，身边此起彼伏响着“要不要漂亮小姐，几十元就可以开心个够”的拉客声不时在耳畔响起，似乎是在牲畜交易市场贩卖骡马。我强忍内心的厌恶，一边与她周旋说话，一边趁机观察周围的情况。
我们从华南影都出发，路经省妇幼医院，很快来到那一块高高耸立在街道边，颇有气势的王圣堂牌坊前。王圣堂是一个村庄的名字，离此不到两里远，就是在清代抗英战争中闻名遐迩，早已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的三元里村。但谁也不愿相信，在这块被先人热血染红过的地方，如今却成为了藏污纳垢的之所。
我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身后总有几个神情诡异，鬼鬼祟祟的男人，不用说，这肯定是王正信中所说的“打手”和“保安”了。我们早就进入他们的视线，自然也就会成为他们盯梢的目标。
进入王圣堂牌坊前，我一边趁机稳住双辫女，一边让邓世祥及时向报社告知了我们目前的进展和位置。
进入王圣堂后，我们穿过一个人来人往、嘈杂声不绝于耳的集市场，向右转了一个弯儿，拐进一条窄窄的小巷后，又钻入一个交叉口。双辫女领着我们拐进了另一条小巷，接着又七拐八拐，在一条极窄极窄的小巷深处，她忽然在一个陈旧的防盗门前站定后说：“这不就到了，怎么样？不算远吧？”她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一大串钥匙，稀里哗啦听来格外刺耳。我们留意到，这锈迹斑斑的防盗门顶端一块早被风雨腐蚀了颜色，上书“王圣堂某巷27号”字样的门牌。
就在她拉开左侧铁门，示意我们入内时，突然，在我们的身后另一出租屋地下室虚掩的防盗铁栅栏也“哗啦”一声被人粗暴拉开，一位身着黑衫、阴沉着脸的青年男子大摇大摆走了出来，扫了我们两人一眼，随后又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横在那门口。
我心里不由一沉，暗暗思忖：这人是谁？为何我们刚一来到此处，他就开门？为何他开了门后，又一声不吭地横在这门口？难道他是这个女人的同伙么？如果他们是一伙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相互打招呼？如果不是同伙，那么这个神秘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