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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生命的两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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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谚中的夏雨,不是说夏天落的雨,而是专指梅雨。 
  这句农谚先是被写进上个世纪60年代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遂而又被移植到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智斗”一场戏中。由于《沙家浜》的全国性推广和普及,由于至今仍有不少人喜欢“智斗”这一场戏,就是在唱“卡拉OK”时,也常点出这段戏来唱,“行得春风有夏雨”这句唱词,亦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所说的“夏雨”,是专指“梅雨”而言呢! 
  一般地来说,上海的梅雨时节开始于6月中旬,结束在7月的上旬,持续期约二十多天。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有些年头,比如历史上有记录的1897年,梅雨只有6月8日、9日、10日三天。我小时候的1958年6月27日、28日、29日,也只有三天。老百姓把这样的年头叫作“空梅”年份。 
  有“空梅”,必然有长长的梅雨期。1954年的6月5日到8月2日,梅雨期长达五十九天。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全国发大水的那一年,梅雨期也格外长。 
  梅雨时节来后,初期温度明显上升,湿度很大。但是整个梅雨期,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三十度。而当梅雨时节一过,往往就会有暴热天气。有的年头,上午出梅,下午的气温就升到三十五六度。 
  很多上海人,由此便时常把梅雨时节的长短,作为判断当年的上海盛夏炎日的依据。 
  梅雨时节还有一些特殊的风景。上个世纪的60年代,我曾在黄梅天里登上南京路的一幢高楼,从窗户往繁华的路人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望去,哈,只见整条南京路上,全都是一色的黑布伞!三十多年以后的梅雨时节,我又登上了这幢高楼,不经意地往下望去,呈现在我眼前的,是色彩缤纷的花伞的河流。 
  梅雨时节,是有滋有味的,梅雨时节,是春与夏之间的一个过渡。   
  上海四季(3)   
  季节是这样,人生不也一样嘛。 
  盛 夏 
  黄梅过后,就是上海的盛夏了。 
  对于夏天,上海人总有一种期待、一种迎接的心理。这不是迎接佳节,不是盼望亲人来临的那种喜悦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这习惯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细细究来,却还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伴随着夏季而来的,是长长的暑假。 
  今天的上海人,谁没有度过暑假呢。婴幼儿时期进托儿所、幼儿园的娃娃不用说了。上过小学、中学、乃至进过大学的青少年,都曾经有过暑假。 
  暑假里可以睡懒觉,可以去尽情地游泳,可以全身心放松,可以相对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情。 
  上海的盛夏,多的是晴热的天气。超过35℃的天气,年年都有。少的年头是八九天,多的年头是二三十天,一般也有个十几天。 
  在我的记忆里,总还留着盛夏时节特有的景观。太阳西斜了,上海人纷纷开始沐浴。有条件的人家跳进浴缸,没条件的人家往往备有浴盆,为了防止使用时漏水,往往都在夏季来临之前,都已经浸过水,让木头充分地“涨发”过了。还有不少小伙子,嫌使用木盆麻烦,干脆就在公用水龙头边,打起一盆一盆水往身上浇。沐浴过后,时近黄昏,有的是晚饭前,更多的是在晚饭后,带一把蒲扇,端一把椅子,还有拿着棋子、扑克、茶壶的,选择合适的地方,乘风凉去了。这合适的地方,有的是在阳台上,有的是在高楼底下,也有的就在行人道边上。路灯下,或是有日光灯的店铺旁,往往是设“棋摊”和“牌摊”的最佳位置。但是最多的,还是在弄堂里,想必弄堂里总有穿堂风。 
  我居住在浦西徐汇区和在市中心黄浦区读书的时候,夏日的晚上去找同学玩,走过一条一条弄堂口,随便朝弄堂里望进去,只见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弄堂里,都是粗粗细细,胖胖瘦瘦的手臂和腿脚。有的白皙一些,有的红润一些,全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稍走得慢一些,还能听到乘凉的人声气昂扬顿挫的高谈阔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浪中,“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等故事,照样在这样的气氛里传播。听众无不津津有味。 
  随着空调走过千家万户,盛夏时节这样的“乘凉景观”是一去不复返了。跟着这一景观渐渐消失的,还有我们小时候用得最多的痱子粉,还有调皮的男孩子最怕生又最易生的“热疖头”。还有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化着的吧。 
  溽暑蒸人的盛夏,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常常引发人们耸人听闻的预言,说地球将越来越热,上海将一年比一年热。 
  姑妄言之的预测,不妨姑妄听之吧。曾几何时,不过是廿多年前,也有人引经据典、信誓旦旦地预测,上海将逐渐变冷。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正经历着嘛。 
  台 风 
  小时候,台风曾给我留下很骇人的印象。 
  是夏天,家里却将门窗紧闭,屋里顿时显得特别的热。问大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台风来了。 
  果然,台风说来就来了。狂风大作,把阳台上的晾衣竹竿刮在了一处,还互相挤碰着“嘎嘎”作响。继而就是骤然而至的大雨,给我的感觉,仿佛天上有人在挥舞着一把巨帚,有节奏地把滂沱大雨洒落到人间来。风吼啸着似要掀翻一切,窗户在抖动,门在晃,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好像要把瓦都击穿一般。 
  夜里睡得也不安宁,几次醒过来,都能听到雨在下,风在呼啸。 
  第二天醒来,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似乎都不一样了,一个个大惊小怪地,说长乐路陕西路一片都是水,说水漫进了大楼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那些人家可苦了,一夜没睡不说,现在正在把水往外泼呢! 
  雨住了,风仍在刮,不过不像昨夜里那么大了,我从家里跑出来,一头就往陕西路赶。没见地下室的住户有多少动静,倒是看到路边粗大的梧桐树倒了,倒下时长长的枝杆挂断了电线,有供电局的工人们在移开大树,重新架起电线来。 
  再往前走,果然看到地势低洼的马路上,一片汪洋。骑自行车的人费劲地推着车子,在水里过的车子很少。倒是有一些人家,把家里洗澡用的木桶、长澡盆、椭圆形的木桶漂在水里,玩得正乐呢!让我觉得很有趣。 
  最让人心惊的消息,还是大人们在弄堂里说的,郊区什么地方,台风把一家农户的屋顶刮走了,屋里的东西全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有力气的大人们是抱紧了粗柱子,才免遭了厄运。小孩可惨了,被台风刮到空中,也不知刮掉在哪里了。 
  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冷发抖。故而从小,听到台风我就觉得恐怖。长大了写小说,有一本长篇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我提笔写下的书名,就是《恐怖的飓风》。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害怕台风。相反,我倒觉得,一到夏天,一到连续多个高温日的酷暑炎夏,很多人还有点儿盼望台风。他们一面抱怨着高温不退,一面会情不自禁地说:“台风怎么还不来?” 
  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第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第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上海四季(4)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没地,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永留记忆的旅途   
  这一天,有三个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们必须在早晨九点以前赶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车,去往紫云县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傍晚之前,赶回贵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顺。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26岁;还有一个是后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著名导演谢飞,33岁。那个时候,他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另一个人是向导,公社派他为我们 
  带路,保证我们在九点之前赶到山区的公路边。如果走大路的话,三十六里地,我们绝不可能按时赶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确保我们在九点以前赶到。再有两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当天我们不能到达安顺,谢飞就会误了回北京的飞机,而我,还不知道哪里去过元旦呢。 
  我们是在清晨七点三刻,吃完早饭上路的。因为时差关系,此时,在四大寨,也只不过是天蒙蒙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个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远了。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我们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土皇帝小罗山设在狗场屯上的王宫废墟。那一个多星期,险峻大山里的安宁、静寂、废荒的滋味,我们可是尝够了。 
  沿着七弯八拐的茅坡小路,我们脚下一点也不敢松懈,跟在向导后面,疾如旋风般走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紧张的。 
  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九点过二分赶到了公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招呼车开来,却被一个牵牛扛犁的布依族汉子告之,招呼车九点没到就开过去了。怎么办呢?向导完成了任务,要回四大寨去。而我们,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达紫云。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间公路,得走四个多小时。不走也得走,我们就上路了。大约走了二十分钟,身后来了几辆运送谷草的马车,我们和马车夫一商量,如释重负地搭上了马车。 
  坐上了马车,倚躺在松软的谷草上,躯体舒展了,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不轻松的。谢飞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插队的山乡找我,是读到了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消息传出去,却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写一部电影是多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让叶辛来改编。谢飞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写出了剧本初稿,而且一齐跑到四大寨来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还没定论呢!躺在谷草上,我又忧郁地提起了这一话题,谢飞安慰我说,这部电影总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马车到达紫云;傍晚,客车把我们送到安顺。第二天来到省城贵阳,我们就分了手,各奔东西了。 
  尽管谢飞很乐观,在1975年朔风凛冽的严冬,电影终究还是没有拍成。《高高的苗岭》最终改编成《火娃》搬上银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过去以后的故事了。但是和谢飞一起,从四大寨赶出来的那段旅途,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愿在山乡   
  每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山区的画面,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云罩雾绕的山岭,每当我在画报上欣赏到郁郁葱葱的山峦,每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对山乡的描绘,我的身心都会在瞬息间油然升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情。是依恋、是感慨、是惊喜、是悲叹可以说什么都有一点,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原因很简单,只因我的青春岁月,我从青春步向中年的整整二十年春秋,是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度过的。那千山万岭盘绕回旋的景象,那无数支岭支脉组成的山的世界,同样有春潮、夏泉、秋雨、冬溪织成村寨上的四季。而世世代代栖息在大山世 
  界里的村民们,同样有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他们日出而作,他们日落而息,他们看似无所求,可他们一年四季都在默默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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