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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我生命的两极-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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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我正在读长篇小说《爱的变奏》的校样,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一位相熟的朋友来访,听说又是一本和知青有关的书,他忍不住说: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说是啊,我在乡下整整呆了十年,现在写出了五本长篇小说,我也对得起那段生活了。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考虑写一点别的了。 
  但是,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近寒伧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结婚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这本刊物是免费发放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还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过。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们呼吁一下,在当地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回上海探亲时,有人指着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当年下嫁了当地人,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没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知青在山乡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个小孩,考虑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后永远也不能抽调;再说,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营养及生计,根本养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绍了省城里一对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而这一对知青,回到上海以后,却又各奔东西,并没结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和懊恼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情有时经常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和前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版纳找儿子。她记得版纳的山,版纳的水,版纳的道路,她恰恰忘记了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知青岁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躇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询问,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这件事传到我耳里已经多人转述,但听来仍让人悲伤。 
  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双版纳(2)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直到今天我还和西双版纳保持着联系,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纳州人民政府授予我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荣誉州民”,说我的创作对西双版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殊不知,《孽债》的创作本身,也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养料。说着说着似乎离题了,至于《孽债》具体的艺术构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着谈。 
  (2001年2月)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1)   
  这是一个取单线发展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只想将这一题材写成线型结构的长篇小说,并且可以写得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接触过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内的众 
  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民族节日期间,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穿上精心缝制的服装,戴上头饰,去街子、花场上跳芦笙、赶街的时候,我常常会突发奇想,要是这么一个纯情朴素的姑娘,走进上海市民拥塞的弄堂,走进一个平静的三口之家,会是怎么一个情景? 
  也许是多次这么想过,到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 
  这是长篇小说的“核”。 
  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 
  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 
  有了这一点想像,其余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够腾跃起来,能够飞起来。 
  小姑娘到上海,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是沈若尘这样的父亲。他曾经在版纳呆过,和美霞的妈妈有过恋情,有过婚姻,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美霞。他现在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位杂志社能干的编辑。为什么恰恰是编辑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呢?原因只有一个,我对这个职业的工作很熟悉。当作家之前,当了作家之后,我一直在与各个年龄层次的编辑打交道。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学杂志社出任主编,和各式各样的编辑们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尘当的是一本社会型杂志的编辑,这样便于“他”更多地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和打交道,为的是在行文时更加自如一些。长篇小说的写作总是这样,不可能构思得面面俱到,写着、写着,会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东西冒出来,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紧,反而会束缚了手脚。《孽债》已经是我的第21本长篇小说了,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失败的教训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亲沈若尘,必须还得给沈若尘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样,安排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回上海以后,又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宝贝儿子。于是就有了梅云清和儿子焰焰(电视剧中为叫起来爽口改成了“扬扬”)。 
  在产生最初构思的同时,我就想过,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写成是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是正常人。决不把一些不好的习性和脾气按在某个我不喜欢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坏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电影时就养成的欣赏习惯。社会上确实是有好人和坏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坏的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更希望读到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简单地说,即使是写好人和坏人,也得写出他为何好,或是为何坏。 
  设想梅云清的时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滩上聪明能干的、勤俭持家的、美丽善良的但又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现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说的第五章我写到她失身于始终痴痴地爱着她的李爽,这是我产生构思的时候就预见到会发生的事(电视剧中为了人物的完美和观众的认同没让她和李爽走到这一步)。即使这样,她还是一个好妻子。焰焰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独生子女。 
  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 
  就是炸弹。在想像美霞走进生身父亲的家时,我脑子里最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让美霞的出现,像在家中扔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冒烟,在丝丝发响,随时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焰焰的反应当然是最直接、最不会掩饰的。他也不需要掩饰,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美霞是他厌恶的对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现会夺去他的父爱。这就是人,尽管他还是孩子。梅云清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反应自然要比自己的儿子复杂得多,但她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问题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这个家。这样的矛盾放在一个人物面前,这个人物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像很多自视甚高一帆风顺的女性一样,梅云清同样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来,她认为自己是追求到了,结果不是这样!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她才能越过人生的这一沟坎。而沈若尘面对一个叫他“阿爸”的美丽女孩,面对一个他过去爱情的结晶,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地、顾此失彼地尽可能地维持他不能放弃的亲情,他爱妻子,爱儿子,他也爱女儿,但要把这几种爱融合在一起是有冲突的小说和电视剧问世之后,有人说,只有上海男人会这样处理。我倒要反问一声,豪气十足的男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你请指教。 
  有人问,怎么让你想出美霞这么个小女孩来的?你怎么把握这么个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讲到我插队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过很多山乡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汉族的或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使得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兴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喜悦的眼睛;痛苦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噙着热泪的眼睛;震惊的时候,疑讶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睁大着一对眼睛望着你。美霞是我想像出来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许许多多山乡孩子的综合。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写作《孽债》的时候,我本人正调动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岁,我时常观察自小随我在山乡里长大的叶田,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反应。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谈,希望他能较快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发现他对上海有着很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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