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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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
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
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
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
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
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
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
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①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
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
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
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
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
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
——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
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
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
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
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
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
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②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
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
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①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４７４页注。
②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
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
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
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
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
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
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
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
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
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
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
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
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
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
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
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
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
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
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
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
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
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
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
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
可是归根结蒂，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
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太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
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
？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①配他的意志，时间，
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
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
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
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刹得
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
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
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颤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
玩儿的。可是玩艺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器来，野心越来越大，使
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
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
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其他跟他们走呢？他不
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
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
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
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
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
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象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
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做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
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
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
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
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末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
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
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
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
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①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骑士迷堂吉诃德的传从。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
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
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
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
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
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
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
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
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
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做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
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
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
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
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
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
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
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
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
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
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
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
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
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
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其
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
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
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
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
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
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