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张结海-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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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达国家的人不得不自己装修房子。我们参观这位法国老人的家时，发现他书房的墙和地板坏了，老人吃力地拎着水泥黄沙，自己和泥，自己补墙。“为什么不请装修工？”“太贵，请不起。再说，我一直自己装修，也习惯了。”他停了停，“你们看那里。”我们顺着他的手，发现邻居80多岁的老奶奶正吃力地推着割草机在割花园里的草。
第二，发达国家的人请不起保姆。这两年，中国城市家庭请一个居家保姆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有的家庭甚至有两个司机、一个园丁、一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家庭教师。这位法国老人尽管也很希望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可是他同样也请不起保姆。他说，如果他的身体实在不允许他独自居住，他就会搬到养老院里去，那里会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提供照顾和护理的。
也许有中国读者要说，这个法国老人是不是一个特例？毕竟，在中国，一个孤身老头多半属于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刚好涉及到他要告诉大家有关发达国家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高，其结果是上一辈的生活水平不比下一辈低多少。从法国的统计数字看，70岁年龄群的人生活水平只比45岁年龄群低10％—15％。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70岁老年人生活水平实际上高于45岁的中年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中国的统计数字，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中国有多少70岁的老人，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收入水平等主要经济指标高于45岁年龄群？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展时期，通常会出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局面。
我们可以从以下统计数字对法国老人群体的生活水平窥探一二：在法国，65岁以上的老人，20％加入一个体育俱乐部、20％至少每个月看一次电影、20％出国度假。实际上，这位法国老人就相当富有：一个人独居两楼的花园别墅，客厅里的家具是非常高档的，拥有一台21寸大屏幕电脑，地下车库还停着一辆豪华轿车，上周刚刚和新交的68岁的女朋友从埃及度假回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请不起保姆，请不起装修工。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最”发达的美国，除了极少数巨富，绝大部分居民从油漆刷墙、砌砖修地、保养汽车，到种花栽树，剪花割草；从通马桶，到通下水道；从接线装电话，到接线调电脑，统统得自己动手。更不要提买菜洗碗、打扫卫生了。那个取代比尔·盖茨而成为世界首富的宜家老板，他的致富秘诀就是因为宜家的家具可以供用户自己组装，从而节省一大笔安装费。
这一切都是那个最低工资闹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折算以月计大约是在1 300欧元左右（1欧元约等于10元人民币）。谁负担得起一个保姆？更不要提按小时收费的装修工了。
所以，我们这里要问《中国现代化2006》课题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你们说的2050年最低工资1 300美元到底包不包括农村地区？如果包括农村地区，那么，你们拿今天城市地区的最低工资来推算2050年全国的最低工资的依据是什么？
第二，反过来，如果不包括农村地区，那么我们又要请问，2050年怎样像发达国家那样做到取消户籍限制、实行人口自由流动呢？
中国现代化研究还提供一个城市现代化排名。实际上，从整个国家角度看，这个排名几乎没有意义。为什么？首先，正如前面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中国城市居民的“奢华”生活是建立在缺少最低工资保护的廉价劳动力之上的。类似地，中国城市现代化是建立在两个低廉和一个不能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价格过于低廉的农副产品。以英国一家大型超市为例，一个茄子为0。99英镑，一盒和路雪的千层雪冰淇淋为1。07英镑，两者价格比几乎为1∶1。再看看中国的情况，一个茄子算2元，同样的冰淇淋在上海的超市里是15元左右。第二，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就是这样还往往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第三，人口不能自由流动。
换一句话说，如果取消上述三个前提，一如《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指标就会大大后退。如果一个茄子能够换来一盒冰淇淋，如果农民真正能够和城里人享有同样的最低工资，农民兄弟就一定会说，我们不需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新农村，有了钱我们自己会建。发达国家的农民多是中产阶级，你可别指望他们来给你装修、做保姆。
其次，中国城市地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存在“虚胖”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统计惯例，对待农民的统计政策是单向的：就是那些直接参加 城市建设 的农民，他们的贡献被统计在城市的经济总量中，但是在计算人均指标时，是将农民排除在外的。活是100个人干的，分人均值却只算80个人，其直接结果是城市地区人均数据出现“虚高”。
总而言之，中国城市离发达城市可能很近，中国国家离发达国家却一定很远。
鉴别两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简便方法，是找到这两个国家（或地区）最差的地方，再比较这两个最差的地方，谁更好那就是谁更发达。因为，建少量的面子工程不难，但是，要将最差的地方搞得比别人好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要说整个中国了，光就北京、上海，要将最差的地方超过纽约、巴黎的最差地区，试试就知道有多难！
看完这篇文章，中国的城里人也许会说，我还是更喜欢过有人装修、有人做家务的日子。我们还是别成为发达国家吧。
是的，如果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剥削”农民的话，谁不愿意呢？
可怜的中国农民！从古至今都是这个样子，哎！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中国在2050年就会成为发达国家”，难道说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合计好从今开始准备集体倒退？这样的理论难懂。
其实，现在，只有为农民“呐喊”者，而没有为可怜的农民付出实际的行动者。
真是切中时弊，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啊！
中国农民生活如此之苦，社会地位如此之低，而农民的数量却仍占大多数。解决不好的话，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你认为发达国家的人请不起保姆是弊端吗？他们是尊重劳动人民！！！
难道有些人天生就该拿5元一个小时做着又脏又累的活吗？中国的劳动力太廉价了，广大劳动人民太可怜了，一点保障都没有。
建立大国心态，我们从哪里开始
先给你做一道脑筋急转弯。请听题：
下面这首英文歌的歌名是什么？March of the Volunteers Arise， ye who do not want to be slaves
恭喜你！答错了。正确答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到底是谁在忽悠谁？
相信这是大多数读者第一次接触中国国歌的英文版，至少我是第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上网找的。
然而，对于某地（当然是中国境内）的某“国际”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英文版的国歌他们都能倒背如流，因为他们每天的升旗仪式都是唱英文版国歌。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朋友说，这事是千真万确，不过我依然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但是我不得不相信的另一件事是，某“国际”学校，每个孩子在进校时被要求用“Good morning”而不是“早上好”和门口站岗的孩子打招呼、用“Good mornig！ Teacher”和老师打招呼。
这所学校一进门有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有四条英语口号，但是每一条都有惨不忍睹的语法错误，而那样的语法错误学了三年英语人就很难再犯了。我问一位老师，你们这里有英语老师吗？“有，有，有。”她一连说了三个有，“我们这里的英语老师是最好的，否则怎么叫国际学校？”“那，这个标语牌上的英语是哪位老师翻译的？”“有什么问题吗？”她看了一眼，“我们是从网上摘下来的。”
至此，我已经完全明白了“Good morning”的良苦用心：让送孩子的家长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国际”学校的良好的“国际”语言的气氛。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显然是个经济因素——在中国，会说英语的人要比不会说英语的人挣得多。而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
问题是，我们真的到了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的地步吗？
如果我有权力，我会立即把这个地区的教育局的党委书记撤掉。
或者，我更有权的话，干脆将英语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官方语言。
是撤党委书记的职，还是将英语确定为官方语言，这样的困局背后是是否抛弃 传统文化 、抛弃多少以及怎样抛弃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偏偏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答案，甚至还没有人去思考。
正因为还没有答案，各种不可思议的事就层出不穷：中国的科研人员评职称要考英语，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许多科研人员完全可以不用英语。中国要建一流大学，主要工作却是将几个小学校合并在一起变成大学校。中国挑选诺贝尔奖得主候选人的神童，选择的标准却是应试教育的高考。我们一再强调爱国主义，却从小就让我们孩子接受“英语是高人一等的语言”的观念。
自卑与自傲，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当年口袋里装着几十美元上飞机的前辈不同，今天的中国留学生自信得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一位副主席最近刚接完新生。他介绍说，“一些新生即使来到纽约，也会不觉得怎么样，甚至觉得这里脏乱差。”
这些新生们显然忽视了一点，他们自己祖国的政治家们往往要把能否访问、能否成功访问这个“脏乱差”的国家当作外交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在这里也顺带和那些新生们打个赌，不出三个月，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出国前居住的那个中国城市与纽约相比到底差多远。
自傲是这枚硬币的一面，另一面上也写着两个字——自卑。
西方人只要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很快地发现中国人的自卑。2005年的夏天，一所美国普通大学的十几位大学生到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回国之后，每人被要求写一篇访问感受。我碰巧看了这些学生的报告，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句，“他们（指访问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感到荣幸（They appeared to be almost honored by our presence）”。
我认识的外国人也都提到这一点，有的比较委婉，“你们中国人比较害羞”；有的则直言不讳地说，“能够在中国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是许多西方人在中国居住的最主要理由”。
上次美国大选，我遇到一位做同声翻译的朋友。“你希望谁获胜，布什还是克里？”
“布什。”
“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希望布什获胜。
“布什的英语只有中学水平，句子也短。我翻译起来比较简单。”
原来他在开玩笑。他接着认真地说，布莱尔的英语优雅，演讲富有思想性。
前两天我突然发现，布莱尔在中央电视台一个狭小的演播室里通过电视电话和在宁波的大学生进行交流，连自己使用的牙刷、牙膏是什么牌子这样的问题都愿意回答，这位英国首相可真没有架子。
布莱尔什么时候来的中国？我很奇怪，为什么布莱尔总是像鬼子进村似的悄悄的？而我们，也不发挥发挥他的演讲才能，让他去北大、清华、人大做个演讲，哪怕去中央音乐学院也好。
“布什总统11月访华。”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都在第一时间预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可是，没过多久，所有的新闻都换成“布什会见达赖喇嘛，我提出反对”。
尴尬不尴尬？
为什么我们不能也让布什和布莱尔一样，鬼子进村也静悄悄的？
普通老百姓与老外打交道时自卑的例子我这里就不想再举了。糟糕的是，我们的学者、甚至政府与老外打交道时也看得到自卑的影子。
伊拉克战争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今天，许多问题回头再看显然比当时看得更清楚。伊战爆发之后，围绕伊拉克战争，当时中国的学者重点讨论了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美国为什么要对伊动武？第二，伊拉克战争之后，下一步美国的矛头将会指向谁？第三，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加分还是减分？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当时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