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愤怒-张结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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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碰到一个“企业家”，光别墅全国各地就十几栋。他总算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正在办移民。
“我一个月800块钱就要交税，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却可以逃税。”有些中国明星在捐款时确实没有偷税漏税时积极。远的不说，就是上次东南亚海啸，一级方程式 赛车 冠军舒马赫捐款1 000万美元，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捐了150万美元，小帅哥迪卡普里奥也捐了100万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戏演得不咋的，看来也挺大方的，捐了100万美元再看看中国的明星，据说，有的“大牌”只捐了1 000元，甚至，娱乐圈中某位牵头人劝人捐款竟好几次遭到拒绝。
“我把钱捐给你，我怎么知道你拿它去干嘛？” 近几年，不停地有扶贫款、希望工程款被贪污、挪用的报道。或者雁过拔毛，变成了某级政府的楼堂馆所的建设费、高档轿车的购置费，甚至吃喝玩乐的开支。这些事件的发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捐款的积极性。
“这种事只能是谁遇上谁倒霉。”有一辆公交车上一个乘客突然晕倒在车上，司机掉头就朝医院跑，由于送医院及时，那位晕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车上的其他乘客纷纷指责司机耽搁了他们上班，因为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司机忍不住问这些乘客，“将心比心，要是晕倒的是你呢？”“这种事只能是谁遇到谁倒霉。”
许多年前，我看过多部美国电影。这些电影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电影的开始出现“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二，故事都是有关一个美国人遭受了某种不幸，我记得有比如被刹车系统有先天缺陷的汽车制残者，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项不好的制度而失去亲人者。遭遇这些不幸之后，主人公历经艰辛，最终利用法律武器赢得巨额赔偿。第三，获得这些赔偿后，他（她）们将钱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资助今后类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记得，在媒体采访时，电影的主人公都说同一句话：“这件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是被黑帮控制的。”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乞丐小孩钱，就在这时，城管大队来驱赶，小孩吓得连钱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给他们钱。”城管对我说。“小孩怪可怜的。”“看上去可怜，实际上是被黑帮控制的。那些黑帮靠他们乞讨来的钱住宾馆、盖房子。说不定比你还有钱呢。”
一个大雪纷飞、异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乞丐。乞丐穿着单薄，您注意到他浑身发抖。假设您是一位极富有金钱、极富有怜悯、极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将？
A。 把他接到您家过冬。B。 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到宾馆过冬。
中国人今天真的这么“坏”了，这点必须直面。
但是，西方人也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如果他们今天还和19世纪他们发家以前过着一样穷困潦倒的生活，你看他们杀不杀人，抢不抢人家东西，讲道德，是哪个西方民族也不能和中国人比的，都穷到今天这个份上了还不抢不乱，这忍耐力谁能和中国人比，不敢想象，如果西方人不是今天这么富有，不靠工业而靠农业生活，如果他们没有今天这样大的生存空间（从欧洲一直占到了美洲、澳洲），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会帮助陌生人，还是会杀死陌生人。
看了你的文章让我非常震惊，作为泱泱大国竟然无一热心之人，不过现在的中国对小偷和骗人的乞丐也是见怪不怪了，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了，何来的礼义仁智信，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措施来保护这些流浪汉了。
看了这篇文章真叫人难过！国外是有很多慈善机构，我们国家的确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有各种捐款，我母亲很支持我，我平时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有固定零花钱，只能找她要，但是捐多少是要我自己决定的，那时候普通人家人平均工资每月百元左右吧！我通常会捐十元，却总是全班捐得最多的，其他同学基本上都捐5元以下，两毛钱或五毛钱是最多的！我一直是个内向不爱出风头的孩子，那种时候，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让我很尴尬，可是我是真觉得应该为那些遭难的人做点什么！我家附近有一个疯的乞丐，我每次经过那，都会把身上的吃的送给她！过节的时候，会特地拿很多糖果，放在她手里！看着她开心的笑，后来她离开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突然在某一天，一个惊天大新闻震撼了我们的小城，附近有一个乞丐居然成了万元户，还买了房，娶了亲。那时候的万元户真的是人人羡慕的对象，同时，这样的现实深深地伤害了人们，感觉到自己似乎被利用了！
到了大都市念书，有次和同学去玩，在饭店门口，有一个抱着俩孩子的中年男人，过来乞讨，我掏了些钱给他，然后就进去了。等我出来时，他还在乞讨，又向我伸出手来，我说我刚才给过你了，他一听，居然把手伸向我身边的同学，理直气壮地说：“她给了，你还没给我呢！”
我当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碰到实在觉得可怜的老弱伤残的乞丐，我才会拿出钱来！
别的不说，做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希望那些官员，别太贪了，会遭报应的！给自己和家人积点德！
近年，社会经济繁荣了，而社会文明是否更进步了呢？是民众素质的落伍吗？非也！而大量的事实孕育了这可悲的现实，而且还将这现实无情地延续下去。而我们理论的宣传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与其说这是国民的悲哀，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哀。
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道德在沦丧，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时代毁灭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然而毁灭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重新建立却并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能做到的。
如果你还是不服气，那请你摸着良心回答：如果你是文中的小区居民，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你的回答是不会像那些小区居民，那你的亲人们呢？你的朋友们呢？有几个能做到像那对美国人所做的呢？我并不说那些小区居民有多坏，相反他们做的在中国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许我们又是这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当然老师是不会这样教的，但这有意义吗？）——你认为呢？但是从这种认同中，你难道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吗？这说明了在中国冷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至少道德的分界线在发生重大偏移要不这样说吧，就算不写外国人是怎么做的，光是看到我们的同胞所为，你就真的没有一丝的羞惭？
中国人的两大致命缺点
国人的优点很多，勤劳、勇敢、善良如果你有空，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有些缺点，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是人都有缺点。但是，以下两个缺点却是致命的。
第一大缺点：不认真
2003年1月1日，我看了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愣是吓得我半年不敢坐飞机。
这篇题为《英雄虎胆震长空——“飞豹”战机惊心动魄试飞故事》热情讴歌了我国试飞员为了试验我国的新型飞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文章中说，“当高度降至1 540米时，只听‘嘭’的一声巨响，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将他（试飞员谭守才）压在座椅靠背上动弹不得，气流的呼啸声震耳欲聋，谭守才既看不到前方的空域，也听不到耳机里地面指挥员的声音，而且，由于座舱盖飞掉，使弹射跳伞系统失去了保险，谭守才随时都有被弹离飞机的危险。这种故障在飞行中是很少见的。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两人进逼！”
“事后查明，工厂的工人在安装座舱盖时将活门螺钉装反了。”
看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说这样的飞机工人兄弟们都敢把螺丝装反，那么普通的民航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意外。
对于飞行安全，我绝对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却敢断言，就中国的情况，飞行事故主要是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民航的致命事故，国际航线至今只有半次，其余的都发生在国内航线。
有人说，国际航班飞机大，国内航班飞机小；国际航班飞机新，国内航班飞机旧；国际航班机长老，国内航班机长嫩。我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国际航班所有的人都比较认真；国内航班嘛，反正都是中国人，能马虎一点就马虎一点。
我要声明一下，我这番话不是只针对中国民航的。不过我仍欢迎民航总局的权威出来告诉我错了，那样的话，我非常高兴地向他们和全体读者道歉。
在中国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日本人是当年到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那2 000个中国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个我信，要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我不信。原因很简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此不认真的中国人怎么一跑到一个小岛上就变得如此认真起来了呢？
我单独和日本人一起吃过饭、上过课、游过欧洲。我承认，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有一种对日本人的本能的不喜欢。但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始终保有一种敬意。
我念大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录音机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如此这般之后，我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修理工了。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我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的Walkman，第一个月我就不小心把它的外壳压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观越来越不像样子，直至最后外壳完全散了架。我记不清我扔掉它的时候已经使用了十年还是八年，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那时它仍在正常地工作。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到欧洲开一个学术会议，利用这个机会到意大利旅游。在旅行途中，他的护照和钱被意大利的小偷偷去了。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日本总领事馆。今天星期天不上班，工作人员不在这里住。我在日本总领事馆前面的台阶上坐了许久。我希望能碰上一位偶然来办公室转转的工作人员。日本人一般办事很认真，只要抓着一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自己同胞的总结，我们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
认真的另一层含义是执著，通俗地说就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至今还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农村妇女秋菊身上那种执著的品质感动了观众，而这种感染的基础正是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很少能找到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傻瓜”。
众所周知，在对二战的反思上，德国人要比日本人好得多，这当然首先与德国这个民族与日本人的不同有关，但是也与被害国的不同反应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然而，以色列人却真正做到了。
2005年年初，享年77岁的以色列特工彼得·马尔欣因感染并发症在美国纽约去世。在以色列彼得是一个传奇人物，两度荣获以色列最高荣誉“总理奖章”，而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是将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生擒归案。
1957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的一份情报发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藏匿之处。当年的纳粹头目改名换姓藏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摩萨德立即派出包括彼得在内的6名特工组成的精英突击队前往阿根廷。
经过长达4年的跟踪，突击队完全掌握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规律，1960年5月11日的夜里，彼得在阿道夫家附近的大街上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劳驾，先生。”旋即迅速将其制服，随行的特工们把他塞进停靠在路边的车里。以色列政府随后专门派遣一名外交官“出访”阿根廷。以该外交官的航班为掩护，给阿道夫服用药物后，把他伪装成一名醉酒的空中服务员，才最终得以将他秘密转移到以色列。
事后，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这种“乔装打扮”的做法是冒了和阿根廷掀起一场外交风波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外交风险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而这也不过是以色列庞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