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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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虑它将走向何方，它需要什么，而且肯定无人负责。这种不去注意的状态会造成疏忽，导致采取条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亚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政府经验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正急于建立基本的民主结构——宪法，市政会，非军事警察部队，独立的中央与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层官员请求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大使拉尔夫·L·博伊斯尽其所能做出了反应。但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减少了50％还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这种情况不独印尼一家。据《纽约时报》2002年7月报道，美国在诸如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外交岗位都人手不足。几个月前，《时代周刊》曾经报道，原教旨主义者开办的穆斯林学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补因政府预算失败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应是放弃对巴基斯坦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以便让对方腾出资金用于教育开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时代周刊》2002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说，由于担心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有可能把钱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强制流产的计划上，美国拒绝拿出原定给该组织的3400万美元。且不说花在中国的只有300万美元，而且具体目的还是通过展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性来制止强制性流产；也不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同时正在宣布与同一个被拒绝给予人口基金的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的计划。拒绝给联合国资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戏外，简直毫无意义。“既然流产在我们这里都不违法，我们怎么能去告诫其它国家不能搞流产方面的咨询呢？”美国作家加里·威尔斯有此一问。我们能够，而且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流产问题在美国承载着宗教意义。我们认为，其它所有国家都是美国人想怎么样，他们也想怎么样。除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外，谁都不会对其多加考虑的。
当然，除非是有什么阻碍了机会，或者是有什么带恶意的事情发生。这两者必定引起集中反应。如果是阻碍了机会，反应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大量非法复制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使微软在那里及其它地区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还是那个将驻印尼代表削减了一半、又对巴基斯坦的学校状况毫不在意的政府，但这次它却全力以赴，迫使中国政府对非法仿制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之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倘若事情跟恶意沾上边，做出的反应可能要厉害得多。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美国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不合意的“对方”相对抗中形成的，而对方总是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起初，这个对方指的是英国贵族统治的压迫，后来广义地指欧洲封建君主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其后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统领欧美文明抗击德意志帝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领头人物，最后美国便把自己看成了自由世界对抗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每一次，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都把斗争变成一种道义上的圣战。因为美国人做事不能有违良知，他们发现很难支持似乎是非正义的战争，也无法为世俗的或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战。若要支持某场战争，美国人必须得觉得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在以正压邪。由于是在对邪恶开战，就得不折不扣地取得胜利，对方的投降也必须是无条件的。
这就是“9·11”事件引发的反应，这就是布什总统为什么会说“你们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和“不论死活，我们都要逮住他们。”他将罗纳德·里根的“邪恶帝国”套改为“邪恶轴心”，原因亦在于此。为了值得一战，敌人的恶行也得是不折不扣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目前在奉行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一体化原则，目的在于将“其它国家和组织纳入某些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支撑一个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世界，从而促进和平、繁荣和正义。”这种学说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说服各国政府和人民签字同意“有关人类尊严的那些不容协商的要求：实行法治，限制国家权利，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和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这些价值观“不是仅有益于美国人的狭隘美国价值观，而是有益于各地人民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
这些说法明显引出了一些问题，主要一个是这一切如何实现。答案似乎是通过不断推进全球化，与“志愿者联盟”一道促使我们认为危险的政权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看作是一种“软力”，它将借助那些志愿干我们希望他们干的事的力量，在帝国内部促成一体化。据信，人们将会把一体化视为通向繁荣之路，而繁荣将会引发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又转而会导致持久和平与稳定。行家们认为，由美国的市场、文化和习俗合力形成的这种软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它会使美国的帝国与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先例截然不同，会使它成为一个自愿组成的帝国，但很大程度上又不会承认有其存在。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合作性安排基础之上的，不过是由美国牵头，由美国的软力胶合在一起而已。尽管过去五十年的经历为这种有诱惑力的方案提供了依据，但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拿它与其它帝国相对照，是对历史的误解。罗马帝国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将它的法制、文化、甚至于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其它民族来实现的。罗马往往喜用间接的统治方法，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使用武力。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那是一种缓慢征服法。”同理，英帝国是“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的，这一点人人皆知。“不用武力，我们能在哪儿经商就在哪儿经商。万不得已时，我们才用武力经商。”说这话的是英国政治家乔治·坎宁。罗马人和英国人最终发现，硬力不仅领导着软力，似乎也被软力所领导着。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与第一点有关。托马斯·弗雷德曼称，全球化是一种代替了冷战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可以产生财富与相互依赖，可以对旧观念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还可以传播新的思想，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所言，“美国依仗在全球形象方面的优势，可以煽起他国的梦想和欲望。”可是，究竟是何种梦想和欲望，以何价值为基础，又是在何种政治与社会框架中呢？（最近，我在雅加达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一打开电视，最先看到的频道在放映《海滩护卫者》。）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所长安德鲁·沈最近对我说，“只有在大量资源任你调用的情况下，美国的价值观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如果以为你们在美国拥有的东西谁都能拥有，那准是疯了。首先，只要想想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就够了，那就得闹环境大灾难了。”
全球化是由市场推动的，但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而且要受自然选择的制约，而消费是它们的反上帝。麦克尔·普劳斯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效用最大化（道德观在其中不起作用）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生活观，但与良好的社会行为不相符。”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镇压；塞拉利昂未成年的士兵身穿印有他们喜爱的美国球队标志的衬衫，却去砍俘虏们的手。这一切使过去十年的幻想化作了泡影，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决不会打仗这一说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现代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是一艘承载着价值观的航船。在这些价值观中，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但是，资本主义自来就不重视国家及其利益。直到现在，国家都是通过以价值为基础的某些约束措施来控制资本主义的。然而，全球化侵害并削弱着单一民族的国家及其价值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但它同时也使得本杰明·巴伯称为“圣战”运动的那些四分五裂的力量有所加强。实际上，恐怖分子的部队要比目前主张一体化者的部队全球化程度高得多。美国倡导世界开放所导致的结果极具讽刺性，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反而使美国更不安全了。
圣战甚至以特别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到了美帝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如今在家上学这个行业生意十分兴隆，目前参与各种各样计划的学生有15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以7％～15％的数字增长。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信教的父母不想让孩子接受全球化那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难解之题，布什总统说得很透彻，即便他可能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他告诉美国人，他们目前已处于战争状态。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而多消费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义务。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新兴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人去强制实行，”这是“美国新的义务”。可是，他从来没说过美国要强制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实行。难道美国要用武力去销售《海滩护卫者》吗？它是单枪匹马去，还是和盟国一起去呢？
答案也许是这样：它要在“志愿者联盟”的帮助下去实行那些不容协商的普遍要求。但是，这样做就会有人提出疑问：那些要求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布什的要求几乎与伍德罗·威尔逊1917年所提出的完全吻合，只是突出地加了一条——尊重妇女。这条新的普遍价值准则是美国人最近刚刚发现的。美国人有关尊重妇女的观念真是一条普遍准则，而且它的实现与否不容协商吗？我们还可以以限制国家权力为例。实际上，世界各国根本不赞成美国的限定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增加国家的权力——譬如说，通过对枪支严加控制。在其它情况下，又会使它显得比较人道——譬如说，通过废除死刑。如果说我们寻求的是志愿者联盟，那么，有证据表明，很多国家并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这一说法，而且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
帝国内部的情绪
冷战中首轮大的对抗之一发生在西柏林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占领的一块自由的飞地，周围都是苏军。苏联当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来，但又不愿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实施了封锁。他们不给这块飞地提供补给，也不允许西方通过他们占领的领土运送补给品。美军情急之下，开始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柏林空运行动，每天将数千吨补给运至藤佩尔霍夫机场，看你苏联人敢不敢出来阻止。这一着果然奏效。此后四十年间，直到柏林墙倒塌后这座城市的两半最终合为一体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盏自由的灯塔。柏林人与美国历届总统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这座城市说“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时，曾激起热烈欢呼；1987年，里根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这面墙”时，听到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可是，布什总统2002年5月访问这座城市时，听到的却是嘲弄，而不是欢呼。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就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于2002年春夏两季在44个国家访问了38万多人。对美国人来说，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对美国怀有深厚的善意与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渐降温，不信任与不喜欢美国的情绪在上涨。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某些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远，而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赞许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却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东那些国家之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对美国总体上持好感的人占调查对象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实际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国人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国，持好感的比例从83％下降到了75％。印尼从75％下降到了61％，日本从77％降到了72％，阿根廷从50％降到了34％。有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对美国持好感的人从62％升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