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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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臃�虏营中逃出来的人都要被关进“接受审查的特别集中营”。贝利亚有许多报告是谈这些“特别集中营”的职能的。经过审查之后，一部分军人被派往正在组建的新部队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处决，或是被发送到集中营去长期监禁紕紞矠。他们的命运分外悲惨：屈辱、丧失了名誉，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连累了家属。自然，这些人中间也有自觉地背叛了祖国的人，或者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人。我们在这里不是指他们。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对苏联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我们通常以为仅仅限于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将军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这期间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挥员。其中有：　　　　
　　　　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６步兵军军长；　　　　
　　　　阿鲁沙尼扬少将，第５６集团军参谋长；　　　　
　　　　戈皮奇少将，工农红军通讯部部长；　　　　
　　　　戈鲁什克维奇少将，西方方面军副参谋长；　　　　
　　　　伊万诺夫中将，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预备役；　　　　
　　　　库兹明少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　　　　
　　　　列昂诺维奇少将，第１８集团军参谋长；　　　　
　　　　梅利科夫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　　　　
　　　　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４坦克师师长；　　　　
　　　　罗曼诺夫少将，第２７集团军参谋长；　　　　
　　　　谢利瓦诺夫中将，第３０步兵军军长；　　　　
　　　　谢马什科少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　　　　
　　　　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　　　　
　　　　齐鲁利尼科夫少将，第１５步兵师师长紕紟矠。　　　　
　　　　这份名单并未包括全部被捕者。这些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线，有些人长期被关在集中营，有些人则罹难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过有时他也亲自下达某些指示。例如，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５点１５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电文，发往斯大林格勒，电文内容如下：　　　　
　　　　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亲收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地段的准确情报。紕紡矠　　　　
　　　　斯大林不便直接怀疑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然而最高统帅显然对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少将产生了怀疑。他不懂得德军指挥官寻找我方最薄弱地段并正是在这些地段实施打击这一规律，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准确情报”对于特科工作人员来说，收到这样的电报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据了，因为有最高统帅本人的指示。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不过他的运气还不坏，总算活了下来。　　　　
　　　　斯大林从未完全放弃残忍的“游戏”。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严酷的年代可以为“领袖”的残忍措施辩解。　　　　
　　　　


第三部第九章　最高统帅　

　　　　一切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回答。就在几年以前，我们对斯大林知道得还很少。他像一座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阳光照射的一面被当作了现象的本质。而处在阴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越是打开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就越是相信，“向阳的一面”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却始终藏在让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后面。　　　　
　　　　我知道，这种说法会使一些人感到不满甚至愤怒。３０年前，它大概也会在我身上产生同样的反应。可是在我阅读了大量文件原件、材料以及见证人的证明材料之后，我越来越相信，甚至在直到最后还保留着“领袖”伟大这种幻觉的领域，也毫无天才可言。人们马上可以引证权威们的话，引证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些军事首长的话来反驳我，因为他们都写了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总的说来，对斯大林都作了正面的描写，尽管细心的读者在这里也能找到不少谨慎的保留、暗示、间接的证明，说明最高统帅并不英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下面还要谈，现在只谈两点意见。　　　　
　　　　战争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虽然在前线度过了漫长的战争的１４１８个日日夜夜，但是对斯大林的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以及６０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起来的那一套关系体制中，真相始终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它们都经过重新调配、裁剪，发生了变形。　　　　
　　　　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甚至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对回忆录进行审查。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写。任何一本书都要经过认真的检查；不能写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的镇压，不能对斯大林的“统帅天才”表示怀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鲁晓夫后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对胜利的“特殊贡献”。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确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变，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据掌握的证据，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删节来压缩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据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的遗孀说，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疗养时曾对她谈到他为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许多著名的老战士，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但他们有时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却不得不对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时能讲真相的时代还未到来。　　　　
　　　　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我完全不是想说他是平庸之辈。我要根据文件和证据竭力证明，这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时，常常把“胜利的代价”这样一个衡量他的“统帅才能”的极重要的标准置于“镜头”之外。今天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书中指明，国家和军队在１９４１年６月的处境，完全是那个后来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通常人们会立即反驳：“你为什么要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对，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独裁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在回顾过去时这一点决不能忘记。　　　　
　　　　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遭到极大的牺牲时没有丧失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战争初期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遭到的毁灭性的失败，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遭到的惨败以及这场战争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于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下面一类的话来说明一切，例如：“由于苏军行动失利，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不能永远隐瞒真相，祖国的几十万儿女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给抹杀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国人民能在既有“伟大领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支持住并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为什么还要害怕真相呢？　　　　
　　　　在这一章中我谈谈斯大林的统帅才能。在给这个战争时期占据着国家一切最高职位的人画像的时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会画得不完全的。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大元帅是否有统帅才能？斯大林在战争的各个时期是否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统帅？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将领在他的统帅活动中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在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损失比敌人大１～２倍？　　　　
　　　　拿破仑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曾经指出，统帅“应当具有同样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个统帅不单是需要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　　　　
　　　　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过高。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　　　　
　　　　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