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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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后，多次传达并阐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1956年4月2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体制问题时说，最近，中央开会汇报，主席讲了几个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分权，站在分权地位的要注意集权。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对当时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周恩来不仅在体制会议上对体制问题发表了带原则性、理论性的看法，而且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专门阐述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问题。
这一期间，周恩来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是不同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对行政上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经常吵架，有的强调中央集权，有的强调地方分权，封建社会争论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也争论这个问题，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个问题。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鼓掌，但这时更要注意民主、注意分权。
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其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67页。分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生产，而不是减少生产。过去，力量没都用上，厂矿动用200元以上就要报中央批准，给地方的权很少，使得地方有力无处用，限制住了。现在是全部用上，生产会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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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个民族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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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之一是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他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上述思想指导下，1956年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内容之一是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积极性。对此，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各项自治权利，应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定，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该成立自治地方而尚未成立的，都应该按照宪法规定，积极地帮助他们成立自治地方。应该严格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项自治权。应该大量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真正当家作主，有职有权。”《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5—316页。
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重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1950年4月12日，他强调要“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个关系”，其中之一是要处理好民族关系。他指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4—165页。两个月后，他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在经济上，“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同上书，第192—193页。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围绕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只有把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地大物博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都发挥起来，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全中国的现代化。“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他举例说：“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重视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调动各个民族的积极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比较稳当，得到了少数民族的称赞。这不仅对推动当时的祖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未来的祖国建设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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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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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率团参加的两个重大的国际会议。西方大国和众多的亚非国家分别在日内瓦和万隆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通过日内瓦和万隆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分别沟通了与西方大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增加了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周恩来参加的这两个重大国际会议的突出作用是缓和了国际局势，改善了中外关系。正如1956年11月周恩来所说：“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6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调动国外的积极因素，毛泽东说：“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在国内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周恩来传达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主张，不仅在原则上作了重要的阐释和发挥，而且将其具体实行于外经、外贸等实际工作中。
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毛泽东“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在讲到中外关系时，周恩来针对过去存在的好像只能学苏联、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学其他国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不仅要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学习，也要向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57页。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应该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避免人家的短处和缺点。
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中外关系时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为此，不仅要加强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的协作与交流，而且要“努力发展同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贸易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同上书，第326页。
半年后，针对香港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积极作用在哪里？首先，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其次，“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怎样才能利用香港的积极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实行不同于内地的政策。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2—354页。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其积极作用也才能为我们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来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
周恩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力作《论十大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一，周恩来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的前几年所阐述的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的形势下，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吸收包括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的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十大关系思想观点。
其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并致力于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使之具体化。如：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积极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揭开了新中国体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来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思想；周恩来1956年至1957年关于中外关系的讲话，特别是1957年4月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丰富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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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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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未加论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周恩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论十大关系》的内容来说起了十分重要的补缺作用。
*运筹四个现代化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提四个现代化时，不再提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不再提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将富强的战略目标从工业化转变为四个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