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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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还是用叶禄群先生回忆文章中的从大脊岭撤退时的一段来收尾吧：
开拔前，我叫特务长周中生买来香烛、三牲等祭品，在空地设一简易祭台，自己写了一篇祭文，对空宣读：“我阵亡之战士，随我旌旗，逐我之部曲，一同上路，各人认准本乡，魂归故里，受家人四时之祭祀”
聊以此文，献给殉国将士，以资不忘。
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士勇无奈乏良刃——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提到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或者重机枪可以用钨合金弹击穿日军轻型坦克的装甲。
确实有记载中国军队在南京曾经用重机枪加钢芯弹抵抗日军战车。实际上在淞沪战场日军也多有这种纪录，这种打法的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抗击日军九四式战车，甚至能够给八九式中型战车造成威胁。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弹丸虽能勉强击穿敌装甲，穿甲后动能基本下降为零，对坦克内部人员已经没有杀伤力，所以经常出现日军战车中弹上百发，却依然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形。这种武器，包括真正的威力在于击损日军战车上的脆弱部件，如观通系统、武器系统等，而迫使日军战车退出战斗。
10…1日军八九式坦克在行进中；地点在当时的浙江，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
请看下面日军修理纪录中这辆九四式战车的中弹情况。该车在南市一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阵地时遭到猛烈抵抗，破损后送。
10…2这是正面
10…3背面
每一个X符号代表被击中一弹，可以看到日军战车中弹如同马蜂窝——可惜啊，要咱有反坦克枪那这玩意儿拆了可以直接当笊篱也——并且确实有多处损伤和贯通，但这辆日军战车最终还是开了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不乏勇气，而且射击准确，看日军战车观察窗周围密集的弹孔就可以感受当时的战斗，日军车长就在观察窗中被一弹毙命——八十八师是德械精锐，训练有素，确实不是好惹的。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军队轻武器反战车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日军战车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便是100毫米以下迫击炮的命中，日军战车也通常只是感到巨大的震动，有时能给人员以损伤，却无法将其摧毁。7。7毫米机枪如果没有穿甲弹，就更无法给它造成威胁。
但是对于日军的战车，通过战斗积累经验，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发明了不少有效的攻击方法。前面提到用轻武器集中攻击战车的观通系统是一种打法，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日军坦克的履带也是一种打法。另外，一部分日军八九式战车依然采用汽油发动机，中国士兵常常用手榴弹攻击其发动机部位，引发起火燃烧，曾经有相当多日军战车葬身火海。
当然，这样用血肉之躯强袭铁甲战车，中国军队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确贫困，但弄些反坦克手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应该还不困难吧，却没有见到类似武器的纪录。
真正给日军战车带来威胁的，是德国造37毫米反战车炮。日军留下的纪录中，称其为让日军战车兵“泣下”的可怕武器，甚至有在大场七八辆坦克面对一门反战车炮不敢冲击的例子。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国民党军将其编成团级单位，使用相当不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战车观察窗狭小，视野不良，因此车长经常需要推开窗口盖进行观察，往往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研制了战车用特种头盔，稍稍可以抵挡步枪（如果角度不太正）与手榴弹弹片的打击。
10…4这玩意儿，可就挡不住钢芯弹了。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上）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2）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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