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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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待几个“垫背”的，就是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
　　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
　　附：几人此后的生涯及其他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出关人员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六十军起义作过贡献。解放后李广德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场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从来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很多关系。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曰：“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二百余人。罗被捕后有气节，不屈且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光复后，罗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被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儿——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两百平方公里的“中国地”（相当于三个圣马力诺）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土八路说日本话

　　曾经对抗日战争影片或小说中的一种描述不屑一顾，那就是土八路居然能冒充日本兵。这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日语是一门非常难精炼的语言，它的发音、变格等微妙之处极多，如果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很难说得天衣无缝。即便是在日本呆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开口说话不用三句对面的日本人就会恭维起来——“您的日语说得好极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讲得再流利也听得出你是外国人。
　　要说德国人冒充美国兵我们信，阿登森林突破战斗他们的确这样干过。这是因为美国人祖上属于典型的“杂种”，说的是美国人本来就是移民，他们的血统、文化、母语来源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英语也讲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拉丁系的美国人有的连英语都说不利落，可确实是纯粹的American如假包换。当年我在汉莎公司底下干的时候，经常看见古板的德国人忍不住帮美国同事修改英文邮件中的语法错误。
　　所以德国人冒充美国人一点儿也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英语可能比美国人还标准呢。然而日本可不一样，日本的地方小、民族单一，自古好几百年了没有什么移民。所以日本人的语言相当统一，东京和大阪，对比于中国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东京人和大阪人之间虽然听得出口音，但绝对没有交流问题。然而如果让北京大哥听阿拉讲上海话，基本就是要找板砖的感觉。
　　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日语的人更少，连鲁迅这样号称日语流利的，今天看他的日文信件，都有惨不那个啥之感。既然如此，连高小学生都当知识分子看待的八路军里面，谁能有那么好的日语，冒充日本兵都不被发现呢？
　　然而，和当年在冀中做过敌工工作的老八路朱占海部长谈起来，老人说冒充鬼子这种事一点儿也不新奇。朱部长当时在任丘等地活动，敌工部的人经常把鬼子的电话一掐，连上话机就跟鬼子讲话套情报，也确实有武工队员或者敌工队员化妆日军活动过。
　　怎么学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教的呗。“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学的。”
　　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萨赶紧请老爷子多讲讲。要知道当时我刚到日本不久，若是从老爷子那儿学个什么日语速成法，可是不得了的收获。
　　你们现在学不了我们那个水平。
　　老爷子摇头。
　　为什么？难道我们大学科班出来的还学不过您一个高小毕业的？后半句话我没敢问出来。
　　你们学不好，就是少挣俩钱儿，我们学不好的，都牺牲了。
　　默然。
　　其实，朱部长后来说，当时化妆日军，主要是吓唬伪军的，碰上鬼子多半是意外遭遇。土八路学日语的时候，很多人连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都不知道，纯粹是硬背下来的。也就那么固定的一些句子能以假乱真，以外的纯粹一窍不通。比如，鬼子要问八路是哪个部队的，八路能旅团、大队、军衔一路说得极流利，问老家是哪儿的，也能对答如流，连村里有个菩萨庙都能说出来。要是鬼子问你喜欢吃生稠鱼还是烤鱿鱼，那就全完了。
　　“倒是没有鬼子问过这样的问题”，朱部长说，“他们的性子是一根筋”。
　　“那万一有哪个鬼子特别，这么问呢？”萨把刨根问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那还用多说吗？掏枪就打呗，大不了一个换一个。”老头苦笑。
　　事实上，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儿小瞧了当年的土八路。前几年听影视界的朋友说有人想改编《敌后武工队》，兄弟赶紧插嘴，说您有机会可得劝劝，没那个金刚钻，千万别揽这瓷器活。那《敌后武工队》是谁写的？冯志啊，冯志自己就是老牌子的武工队员，里头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真实的战斗中提炼出来的，加上活下来的武工队员哪个不是人尖子，他的作品能拍出原汁原味，你就是大师了，改编？最好先称称自己的分量
　　人家说了，论生活咱们比不了人家老武工队员，论文化，恐怕还是可以和冯老扛一扛。
　　8－１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是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小队长，当年是有名帅气的神枪手。
　　这话还真没法说，至少，仔细看《敌后武工队》，单是里面土八路说日本话的情节，就反映出冯老深厚的语言功底来。
　　《敌后武工队》里面的武工队员，不时露出几句日本话来，比如辛凤鸣向李东山要“大巴勾”（日语：香烟），魏强在饭馆冒充日本兵叫菜：“酒的，肉的，大古桑”（日语：大量的）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斗争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第十四章，写到武工队员贾正和刘太生在新安村刷标语遭遇夜袭队。刷标语这一段，刘太生质疑贾正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贾正不服气，就有如下的描写：贾正将手里的麻刷朝刘太生提的灰浆桶里一扔，咚的一声，溅了刘太生一胳膊灰浆。他背冲墙，张开缺少门牙的大嘴小声地念：“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要这样，我还能念呢！”他们边写着标语，边朝西移动，待所有的墙壁写完时，他们也来到了新安村的街西口。
　　其中这句“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相信大家大多一笑而已，“洼里洼里洼”，这明摆着是忽悠嘛。
　　但，我仔细地按照日语读音把这行字一读，竟然是一条真正的抗日标语！
　　“洼里洼里洼”，是日语“われわれは”的拟音，意思是“我们”。“森搔尼寒獃斯路！”则是“我々は、戦争に反対する（反对战争），连起来就是：“我们反对战争！”和刘太生随后说的““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正好吻合。
　　而冯老对贾正这一段半吊子日语一句解释都没有，可见老爷子笔下的东西里面伏笔有多少，要改编他的东西可不是玩儿的。
　　朱部长也承认，虽然当时要求每个八路军都要会57句日语，但大多数土八路，如果不是做敌工工作的，日语都和贾正差不多。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1）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广东人中，潮州人自古有“硬汉”之称。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抗战史上日军攻占潮州，汕头都是一笔带过，似乎未经激烈战斗。日前，在日本购到《给孙辈的证言》丛书第18辑，晚上小女入睡，尚无倦意便拿来一翻，发现其中原日本陆军士官丸山菊夫（84岁）所写《仲秋作战中的负伤弹片摘出三十余》一文，发现这个观点或许需要修正。在丸山笔下，为了潮州的得失，中日两军曾反复争夺，日军为此付出了一千七百人以上的伤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的“我”当然是丸山：
　　昭和16年（1941）3月10日，作为南支派遣军潮兵团的预备人员，我被召集入队，在熊本市下河原公园集合后，渡海编入南支海岸地独立步兵第一百大队。随即参加了攻占潮州的战斗，因为战况激烈，入队后不到10天，与我同来的战友即有20名战死。
　　占领潮阳后，我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而后重新归队。此后，即作为驻汕头的潮兵团直辖部队的一员参加了羊蟹作战。此战中，中国军队为了夺回蟹目山阵地，在迫击炮的支援下执拗地发动了多次激烈的反击，激战中山石被炸得乱飞，暴露出山体的岩脉来。雨在不停地下，无处不是潮湿积水，作战极为困难。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机枪等兵器也被敌军夺去，这一仗，事实上我们是被打败了。
　　随后，就是仲秋战役。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不久就攻占了前线小松部队的主要阵地。因为前线动摇危急，所在部队的本田义宏中队长为求逆转战局，命令我“单身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激烈的炮火中，我深入敌阵潜伏下来。在侦察敌情的时候，却目睹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已经被俘的11名日本兵，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