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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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媒体上炒过一阵千年奇寒的说法，后来又都齐齐出来嘲笑这是无稽的谣言。电视上还有囤了许多羽绒服的商家因亏本，哭着谴责气象学家。但在媒体辟谣不久，冬天真的就冷起来了。结果之一，自然是差不多所有花的开放都比去年要晚，偏偏这栀子却早于去年开放。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给相机充电。早上醒来，却见天一味阴沉。到了十一点，天还不见晴，只好拿相机下楼，拍了一阵。并试了试一只新买的镜头。这只80——400的变焦镜头，本来是准备了盛夏时上青藏高原时好拍那些够不着的花朵。现在把长焦拿来近拍，因为这种镜头对景深的压缩，也有些特别的效果。6月1号还得出门，我想未来几天，应该有晴天，有好的光线，能把这些漂亮的花朵拍得更加明亮。
想起了里尔克的诗：
“给我片刻时光吧！我要比任何人都爱这些事物直到他们与你相称，并变得广阔。
我只要七天光阴，七天尚未有人记录过的七天，七页孤独。”
5月29日。
今天上午，天放晴了，但要出门办事。
路过常去的器材店，买了两只偏振镜，就是要对付强烈的阳光辐射下花朵上的反光。下午急急回到家，天又阴了。更多的栀子花竟相开放。便只好坐在电脑前记下这些文字。
这时，门店铃响了。是清洁公司的钟点工。这两位中年妇女都各自别了两朵栀子花在身上。随着她们走动，隐约的香气便在屋子里四处播散，也时时飘进书房。这两个喜欢边干活边家长里短的妇人，在我眼里显得亲切起来。
我问其中一位讨了一朵，放要眼前。翻出植物志来细细观察。
书上的描述并不特别详细：“花单生于枝端或叶腋，白色，芳香；花萼绿色，圆筒状；花园高脚碟状，裂片5或较多。”但对我这个初涉植物学的人来说，也是有用的指引。我想起花开园中的情形，如果不是生于枝端，也就是每一枝的顶上，那些花蕾与花朵就不会那么醒目地浮现于密集的绿叶之上。花瓣自然洁白，而且厚厚的——植物书把这描述为“肉质”——在我看来，却应该有一个更高级的比喻。那花瓣不仅洁白无暇，而且，有着织绵般的暗纹，却比织锦更细腻柔滑。花萼——也就是花蕾时包裹着花朵的那一层苞片确乎是绿色的，当它还是花蕾时，萼片被里面不断膨胀的花朵撑大，越来越薄，薄到绿萼下面透出了花瓣越来越明晰晶莹的白。直到花萼被撑裂的那一刻。要是有一架摄影机，拍下栀子开放的过程，那种美，一定摄人心魄。花梗差不多有两厘米长，花朵就在这长长的花梗上展开。因为这个长梗，书上才说它是“高脚碟状”。对这么美丽的花朵来说，这个比喻也太不高级，而且不尽准确。这朵直径三厘米左右的花朵，花瓣分为三层。每层六瓣，跟书上所说的“裂片5”不同。这一点，倒是一句宋人诗写得准确：“明艳倚娇攒六出”。“六出”，也就是展开六枚花瓣的意思。这些花瓣捧出的，是作为一朵花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雌蕊与雄蕊。看过一张照片，是一个美国植物学家的照片。老头在用放大镜观察一朵花。刚看过的一本外国人写的描述地中海植物的书上也强调，观花的必备工具里要有一只放大镜。我想，这是为了便于对结构精巧的花蕊进行仔细观察。我没有备下这个东西，于是，也只好和手边的植物书一样语蔫不详。我只看见六枚颜色棕黑瘦弱的雄性，围着一只明黄的雌蕊，有些自惭形秽的样子。而栀子的雌蕊却颜色矫艳，而且长成一个蒂，像是这朵花的兴奋点。如果这朵花要发声，肯定就是它引发的一声娇喘。这么写，好像有点情色了。但花朵的开放，于植物自己，就是一场盛大的交欢。如果要冷静下来，就再引杨万里的诗句：
孤资妍外净，幽馥暑中寒。
又下雨了，轻寒袭来，栀子花又是诗中的模样了。
5月30日。
又听了一夜雨声。
前些天升高的气温又回去了。今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有拍纪录片的人来，要我谈谈一个故世二十年的作家。谈到中间，我觉得冷，找出外衣来穿上。送他们走，回来，看见院子里更多栀子（W//RS/HU）花开了。又拍了几张照片。有露珠的，可爱，但仍然期望有阳光。栀子的白色在明亮光线下应该更加照眼。但没有办法。明天要去参加为纪念萧红诞辰一百周年而创立的萧红文学奖的颁奖礼。
回来，又读了些有关栀子的文字。
所以不愿在这组成都物候记中漏过了栀子花，因为它是妆点蜀地人生活很久很久的本土植物。它的花香至少在成都这座城池中萦回不去有上千年了。我想，花开时节，被女人们缀在发间，宝石一样挂在襟前也有上千年了。有诗为证。唐代刘禹锡：
蜀国春已尽，越桃今始开。
越桃，就是栀子在唐诗中曾经的名字。其中说到的就是“物候”——此花开放的时节。四川盆地春花次第开尽的时候，栀子花就开放了。也就是说，栀子的开放宣告了夏天的到来。
宋代的草药书《本草图经》也说：“栀子，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叶似李而厚硬。”确实，栀子枝硬，叶也硬，因此也才更显出栀子花朵动人的娇媚。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院子里所有栀子都已盛开，而早开的那一丛，已经露出了萎败的端倪。
2011、5、31于哈尔滨
第十七章 荷 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
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地来。紧接着，不经过渡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好像天上的雨师雷神差不多都成了奉行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了。
6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和防雨的外套，不想三四点钟时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天老爷再极端几回，今年的荷花怕就看不成了。
于是，决定第二天去看荷花。
成都市区里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东郊的荷塘月色。前几年吧，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若干人等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去住在湖边，结果把我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询诸友人，我被嘲笑了，说，看荷花怎么不去桂湖？我恍然大悟，桂湖，对，桂湖！里边还有一座杨升庵祠的桂湖！
写成都物候记这么久，想找一个与成都本地出身的文人相关的场所竟不可得，却偏偏忘了这多桂花也多荷花的桂湖！今天的成都，早已不是当年围着九里三分城墙的那个成都，也不是破了城墙，用一环二环三环路绕着的成都，而是一个实验着城乡一体化的包含了若干区县的大成都！过去位于成都北郊的新都县已是成都市的新都区了！
这天，且喜天朗气清，且喜交通顺畅。不到一小时，车就《》停在了桂湖公《》园门前。买三《。书。》十块钱票入《。屋。》得门来，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市声，一股清凉之气挟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了水面。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绿茎高擎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多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阳光不止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我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幻。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香味淡淡袭来。而那些凋萎的花朵，花瓣脱落在如巨掌的荷叶上，露出了花芯里的丝丝雄蕊，和雄蕊们环绕的那只浅黄色的花托。圆形花托上有一只只小孔，雌蕊就藏在那些小孔中间。风或者昆虫把雄蕊的花粉带给藏在孔中的雌蕊。它们就在花托中受精，孕育出一粒粒莲子。当风终于吹落了所有的花瓣，花托的黄色转成绿色，一粒粒饱满的莲子就露出脸来，一朵花就这样变成了莲蓬，采下一枚来，就可以享用清甜的莲子了。只是，在这里，这些莲蓬也只供观赏，至少我自己不会有采食之想。倒是想起了古人的美丽诗词：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
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
“释氏用为引譬，妙理俱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叫法——“四义”：“一如莲华，在泥不染，比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污。二如莲华，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诺证，则自性开发。
三如莲华，为群蜂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谓常、乐、我、净。”其象征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药典《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南柔而实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纱纶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
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荷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
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
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升庵祠。
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出了当朝首辅又出了杨升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面上，早在唐代时就种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升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怡。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升阉，却不免心绪复杂。
升庵是杨慎的别号。杨慎生于1488年，明正德年状元，入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学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16年）3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没有新生儿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当上皇帝，要让生父为“皇考”。杨升阉的父亲，时任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也就是新皇帝要把应尊武宗之父为皇考，现任皇帝的生父只能为“皇叔考”。这么一件皇帝家里并不紧要的家事，酿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议大礼”之争。一个国家的权臣与文化精英为这件屁事争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武宗朱厚燳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无子，这朱厚熜才继承皇位。按照封建王朝旧例，即所谓“礼”，朱厚熜应视为明孝宗的儿子，尊称明孝宗为“皇考”，而只能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父”或“皇叔父”，绝不能称为“皇考”。多数大臣，包括杨廷和、杨升庵父子的意见都是这样。但也有少数阿谀拍马的大臣认为朱厚熜是入继大统不是入嗣为人后，故应称本生父为“皇考”，而称明孝宗为“皇伯考”。朱厚熜自然非常赞同后一种意见，并责问杨廷和等人说：“难道父母可以移易吗？！”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杨升庵鼓动百官，大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