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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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理由，就推论药必有效，也得算是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再说另一方面的德。德指品格修养，似难说而并不难说。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人己利害不协调的关键时候，不肯损人因而放弃利己的是有德，利己而不惜损人的是无德。有教养是有德，所谓泛泛的，是不要求希圣希贤，只求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也想到别人，需要节制的时候能节制，至少是知道应该节制。
还是回过头来谈民主，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要有这样的教养？先说知口民主的主，表现为行，是选择，即要这个，不要那个，要这样，不要那样．选择之前要有所见，这见由知来，所以无知就谈不到选择。还会更坏。这有多种情况，只举一点点例。一种来于传统，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大事任凭大人物管，好坏认命，也就无所谓选择。另一种是过于传统，如我的一位老长辈，就一直认为还是大清国好，因为他是生于大清国并在大清国长大成人的，所以，如果选择，他就一定选择君主制度，而且是大清国的君主制度。还有一种，是随波逐流，你说要这个，好，他说要那样，也好，因为自己没有主见，就只能名为管而实际是不管。民主，要求都要管，都管，意见会不同，之后是有争论，有比较，最后还是要选择。选择是否得当，显然，就只能靠知来决定。再说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民可使由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即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比较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态度表现为既坚持又容忍：信自己之所信是坚持，尊重别人之所信是容忍。坚持来于认真，只有人人认真，整体才有较多的走上正路的可能性。容忍来于克己，只有人人克己，意见不同，甚至利害冲突，才有可能文而不武也可以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走向它也好，在其中也好，为主的民，至少是大多数，要有教养，否则必是此路难通的。
可是谈到教养，问题又是一大堆。时间短了不成，可以耐心等，也只能耐心等。等，来不来，决定于许多相互牵制的条件。比如说，教育，人人承认绝顶重要，可是在民可使由之、八股取士的时代，其作用究竟如何就成为可疑。还有时风也，或尤其，不容忽视，比如，不幸而金钱与物质享受成为多数人信奉的最高价值，培养民主之基础的德就太难了。不过难是事实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非此不可。怎么办？也只能说个原则，是知难而不退。
二二 授权
到现在为止，任何社会都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分工。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这权，旧说是牧民之权，新说是办理众人之事之权。至少用世俗的服看．有权比无权好，权大比权小好，因为权的一种作用是有求必应，至少是有求多应。黄金屋，颜如玉，一种说法是可以由书中来，即使这说法有时竟成为事实，那也是说的人图简便，略去中间站，这中间站是权。权有这样的大用，就难怪有史以来，普天之下，用各种方法，直到最尖端的，刀锋见血，争了。这情况，读史，或不读而只是睁眼，都显而易见，可按下不表。这里想探索的是这治人之权由哪里来。古今看法不同。古是“天佑下民，作之君”，所以君王称为天子，直到清朝退位之前，还要定期郊天，因为天对治人者有恩，给了他治人之权。头脑维新的人说这是封建意识。新或今的说法当然是反封建的，于是变为民本或民主，说权是全体人民所授。由天一下子降到民身上，此之谓现代化。就不会有拖泥带水的情况吗？也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治人者处在“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地位，于是先就须带路，而也就有了治人之权。在从蒙昧走向开明的时代，这也许是不可免的，甚至需要的，不过就其性质说，还是贤人政治一路，也就不免有贤人政治的致命伤，那是可能不幸而不贤或变为不贤，就除了孔孟的老办法（磕头和忍受）以外，不会有另外的办法补救。还有深一层的困难，是如何证明所谓先知的所知是好的（对绝大多数人民有长远利益）。理论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小则议会式，公开争论，占理者胜；大则如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这办法像是有优点，用俗话说是讲理；缺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必是各不相下。另一种办法是实验，对比，由实效方面见高低。可惜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化学实验室，可以在试管里来一下。所以不管理论上有多少路径可行，实际则是，先知的证实力量只能由干戈来，就是说，比如黄帝与蚩尤战，黄帝胜了，其所见所行就成为对的，好的，其治下的人民也只好随着说对，说好，因为没有不听命的自由。这样说，先知觉后知的最大危险是路径可能错，错了就不能改。为了不冒险，要能改。又为了能改，权的来源就必须变：由天变为民，或由先知变为民。其情况是：民是授者，其意若曰，我们信任你，委托你按照我们的意旨，为我们办事；’当政者是受者，其意若曰，我接受委托，一定按照你们的意旨，为你们办事。
承认民本，权由民来之后，围绕着权如何授，还会有不少问题。首先碰到的一个，是民意的质量问题。这也许应该算作理论方面的，而理论却是由实际来。民凭己意授权，显然，求授得完美，先要这“意”是完美的。意完美，来于质和量两个方面。质方面的要求是，意要对，不要错。何谓对错，要有标准，这问题太复杂，只好躲开，假定人人都有以常识为依据的判断力。这样，比如有一笔钱，是建个赌场好还是建个学校好，我们说选定后者的意可取，反之不可取；对人也是这样，真就委托了，有德者与无德者，我们说选定前者的意可取，反之不可取。道理清楚，像是任何人不会怀疑。但这是举例。实际就不会这样简明易断。也举一点点例。比如学校设课，如果拟定时容许百花齐放，一定有推荐《易经》甚至《奇门遁甲》的吧？同理，对于人，委托，也可能有人偏偏选定无德者，因为那位与他有特殊关系。所以上文曾说到“教养”的重要。但我们又不能河之清，怎么办？很可怜，也只能期望理性加多数，对的可能性较大而已。说到多数，就过渡到量方面的问题。政治是处理众人之事．天之生材不齐，后天的条件更是千差万别，减去未成年和神志不健全的，求对的意能够全体赞成，至少是多数赞成，也并不容易。不容易，要想办法。办法需要很多，似乎没有短期并有特效的。此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说，不像桌椅车船那样容易对付。但仍是不能俟河之清。所以重复一遍，也只能期望理性加多数，对的可能性较大而已。而万一对的可能性未大，还有个力量可以依靠，那是经一事长一智，因为人要活，而且要活得如意至少是可忍受，时间总会保证后来居上的。这或者可以称为乐观主义；以下即以此乐观主义为基础，进一步谈与授的方式有关的一些问题。
授方面的难题几乎都是由人数过多来。小两口之家，女让男上街买菜，准备招待娘家人，女说，是授权，男接受前往，就有了或买鸡或买鱼之权。一伙人旅游，要由此地到彼地，公推某人去办理车票事宜，一个人说让谁去，都同意，是授权，去的人接受委托，就有了或买火车票或买汽车票之权。这类授权方式，一般是口说就可以妥善办理。何以这样容易？浅说是人少；深说，人少，一般说就相互了解，而所处理的事，很少是关系重大的。政治性的就大不同，尤其是全国范围的。人数，少则若干万，多则若干亿，口说，听不见（有权广播是受权之后的事，不能算）；相互了解，几乎是办不到。不得已，变口说为写选票。由选票引起的问题至少有小大两个：小是难得一致，大是难得合适。先说难得一致。姑且假定不会有营私（选表叔、表妹之类）、欺骗（制造假象，把坏蛋说成好人）一类事，人人选自己认为好的，结果也必是都选自己交往多而相知的，于是选票分散，成为人人有分，少数知名的也很难获得选举法规定的多数，从而选举就不能有成效。再说难得合适。这困难由两种情况来：一是人的才能和品德，不能放在秤上称，然后宣布，某人是一斤，某人是八两；二是才能和品德即使有定，四海之内，人数干干万万．如上面所说，不能相互了解，也就难得知道口不知，合适就无法实现。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
但既然都要活，群体的事总不能不办，所以虽然难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勉为其难，想求的当然还是最好，而实际就不能不安于奏合。人间事也不只选举为然。比如饮食男女，古人抬举为人之大欲的，依遐想，饮食，都希望不厌精，不厌细，男女，男希望环肥燕瘦，女希望宝玉潘安，而实际呢，粗茶淡饭，貌仅中人甚至以下，也只好同样安然地过下去。选举也是此理，为了克服种种困难，补救种种缺陷，许多国家想了许多方法，如组织政党，宣传，抬出一人，竞选，分层次，分地区等等，都是为了“民意”的“集合”。用冷静而深思的眼看，不管花样如何多，都是饥不择食，或者说，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只求行有结果（投了票，选出人），而不能问结果的价值。这价值的衡量是：民意是否完美，集合得是否合适。事实乃是，所谓完美，所谓合适，都有如极限，是只能趋近而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所以只得容忍；有可能趋近，所以又不得不尽人力求改善。这就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已经费了大力，仅能取得的胜利果实。
这果实个儿不大，也许连味道也不佳。但它终归是胜利之后所得，所以还有值得珍视的一面。这一面是，权之得由干戈变为选票，或换句话说，至少是都承认，权不再由占有来，而由民授来口自然，这权，也许因民之受骗而授，这也关系不大，比如在僻巷买了假人参，是受了骗，但掏钱而付之权终归是自己的。所以手中拿着选票，随己意写，以得票数多者为胜。总当算作民授权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未必是最理想的方式。说重要，理由不只一种，但可以举出一种，也可称为重要，是得权之人不会忘记权之源，也就不至胆敢为所欲为。为了防止为所欲为，选票之外还要有些辅助措施，下面另题谈。
二三 限权
可用小事明大理。春日放风筝，很好玩。它一吹上了天，摇摇摆摆，放者愿意它这样；可是手里要握紧线，以便一旦放腻了就可以收回来。再举个新玩意儿，汽车。靠汽油，马力不小，从而可以载人，运货，直到在田野间兜风。做这些事，要有力量；但为了力量不乱闯，司机要有指挥、尤其使之停住的力量。任何为人干点什么的力量，都要一方面，有力，另一方面，人有限制它、使之不乱来的力。干点什么是事。事有大小，一般说，小事需要的力量小，限制的力量也可以小；大事就不然，需要的力量不能不大，限制的力量也就不能不大。大之中还包含复杂，比如风筝，力量不大，限制的力量，一条线就够了；汽车就不成，因为力量加大了，机件就要比较复杂。人事，最大的是国家大事，掌管者力不大，比如抵御外患，就大难；但这大力也可能用非其地，那有时后果就不堪设想。怎么样能够取得协调，或说获得保障？问题显然很复杂。但由要求方面说就简单明了，是：要想方设法，使受民之权者只有做好事的自由，没有做坏事的自由。
分辨好坏，在常识范围内像是并不难；但有时，尤其对付的事物比较复杂的时候，就会意见纷歧。纷歧，不能都对，不得已，就须进一步分辨对错。进一步，是找更深的理据，这样一来，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最终必致陷入哲理的泥塘。政治不能超出家常事，当然不能等程朱陆土都点头以后再做。比较稳妥之法是尽量躲开会陷入哲理思辨的新且大的问题。举例说，对付人口增长问题，提倡或限定一对夫妇至多生一个，问题不大，理易说，事易行；如果信任幻想或迷信理想，说为了人多力量大，无妨任其自然，或为了优生，应该使生孩子成为一部分身心优秀者的专业，问题就成为新且大，由理方面说会引起大争沦，由事方面说会引来严重的后果。政治是大事，与全国人的幸福关系密切，不当凭遐想，开玩笑。但是，历史上的千千万万件事可证．已占有无限权力的人最惯于开玩笑，具体说是根据自己的一场梦或梦想．就殿内一呼，全民战栗。即使范田不这样大，如秦始皇，一怒，书就焚了，儒就坑了；如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