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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马屁经-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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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也请诸位予以原谅,在这里我要先拍一拍诸位的马屁了。

首先,我们以为拍马的历史生成人性的弱点:懦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懦弱又是与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拍马产生之前,两者缺一不可。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乡下小镇的年轻姑娘特丽莎,她年青、漂亮,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她带着这种欲望主动选择了一个四十岁的医生并嫁给他。在七年的婚后生活里,她忽然发现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赖而他又不忠于她时,她突然感到了自己无法抗拒的软弱:“一个从自觉软弱后,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软弱者永远是一个模仿者。他们矫揉造作,照葫芦画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败者。人格失败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了我们的羁绊。

人们厌恶和恐惧失败是有原因的。由于失败常常与失去生存基础作为代价,因此它的威慑力足以使人远离自由和一切美好正义的东西。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崩溃和失败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在失败中,在失败中,生命的实在并未实在;正相反,在失败中人才完全彻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实在。没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剧。甚至在与神和命运对抗的绝望的战斗中,对死亡的挑战也是一个超越的行为;这一种超越行为是向人的特有本质的迈进,人是在面对毁灭时才认识到他自己的本质的。”当然,并非所有的弱秆部是拍马者,但是所有的拍马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暂时的。

假如说刚毅是强者性格的话,那么软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从,恐惧、畏缩、妥协,这一切都与软弱紧密相连。虚弱的自我昏迷的结果便是拍马。人是软弱的了,既然已经无力,这时候就会让外在的对象来支配自己。为外在的事物所决定,人就变成了奴隶。

其次,我们说拍马这个第二个基因是虚荣所致。虚荣是拍马这个基本性格。一个人最大的缺点是自私、肤浅、虚荣。由于总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欢奉承别人,也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天长日久,就有了拍马的实际行动。虚荣心是一个拍马者的降低了人的标准的东西,显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这种人不是把有辉煌价值的生活本身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光荣作为目标,这无疑是虚荣滋生的最适应的土壤。虚荣者的表现兴趣起源于他日常生活中的无表现。这种精神瘫痪的状况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资于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与假德行装饰起来以炫耀自我。因此我们说,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得到了光荣,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则得到了虚荣。虚荣带给他的是深陷于拍马的泥泞中。

媚上的人没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君子,其实是一不折不扣的赝品。先哲孟老夫子将其称为“乡愿”。这样的馅媚者过度依赖别人,善于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摇摆。宋代哲学家朱吾曾这样形容说:“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了人。”如果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他就会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个典故:据说古时候有一士人杨某,在中年时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出言与人应答时,腹中就有虫声效仿他。几年过去了,虫声越来越大。有一个道士发现了他的怪病,告诉他说:“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并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大声地读《本草》,一旦遇到腹中应声虫效仿时,就这样办。不知这位杨先生是让遮盖应声虫闹烦了,还是太喜欢自己的妻子,他马上照办了。当他读到“雷丸”时,应声虫就不敢应了。

后来他在长汀遮盖地方也遇到一个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诉他怎样医治,不料那乞丐却说:“某贫无他技,所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耳。”不知真有应声虫,还是哲人编笑话警示后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冯梦龙的话是有现实性的。与“应声虫”可以媲美的一种昆虫是“跟屁虫”。他的拍马行为就是为了从别人那里讨得一点残羹冷炙。“跟屁”化作了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这种人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成了“势利眼”。

宋代人写的《谐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释,珊见之殊骄。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骄,而接州将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来打得好,打得妙!把一个势利和尚加以惩办,真有点“可口可乐”的滋味。“势利眼”发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势利眼具有较强的拍马能力。他们这种能力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生成力——社交公关能力。他的能力说不定在某一天就给他带来好运,使他达到较高的位置。这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拍马从来不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他们卑躬屈膝,把自己尽量地缩小,以便钻进他们趋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马谄媚背后有利害关系。”他们拍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因为一个地位高的人可能占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与地位较低的同伴相比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与荣耀。势利眼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境遇。在别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势利眼”往往处于与他人的紧张关系中,而且会经常受到人们的嘲讽、揭短、尴尬之中。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最不自尊。其实,他们是为了将来的自尊才这样摇尾乞怜的。世界上的事有时总是这样阴差阳错:以为有自尊的人恰恰没有自尊,认为别人缺乏自尊的人永远找不到自尊。面对我们的拍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个“错”字了得?

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言,其拍马产生的历史基因要比外国土壤肥沃得多。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与实践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专制性也比西方国家强。假如我们以先秦时期的人格理想为参照体系的话,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况愈下。君主利禄的诱惑使知识分子以名利劝天下,完全沦为御用工具,道义精神也日趋沉落。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文人心态作一番细致地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道义精神的沉沦,根本愿意还在于利义的南辕北辙。汉代的刘向就在《说苑·;指武》中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本来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应该有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有赖于权势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白居易也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之类。其“穷年忧黎元”的兼济情怀固然值得赞赏,但是要知道这种“秀才”的意气只能是于世无补的一厢情愿,有鉴于此,历史有志之士,元不以脐身仕途作为自我施展人生抱负的阶梯。的确,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战国时期的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说动人主,平步青云。

但是汉代以后的文人就失去了这种可能。他们必须请托名流为之举荐,然后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举荐者那里,你的能力怎么样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了。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拍马逢迎,吹牛阿谀者举不枚举。违心说话,看眼色行事,种种不正之风就这样产生了。一开始做这种事,他们还可能脸红心跳,汗颜万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时时会感到有伤人格尊严,然而他们很快就会说服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眼下所做的意气无非是在逢场做戏,以屈求伸。一点不假,拍马就是为了骑马。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就必须与现实妥协。他坚信自己外圆而内方,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沉沦,就难免有第二次的堕落。一次次地违心从俗,一次次地自我原谅,他们会渐渐失去不安的感觉,并且会为自己寻找到“成熟”的喜悦,为自己的成功而踌躇满志。这就是社会人常说的“小人得志”。久而久之,他感到有点累了,开始玩世不恭起来,原来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生存的意义也开始模糊。于是,中间目标取代了终极目标,权力爵位成了价值所在。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说:

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当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

中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随着人格精神的丧失,接着就是社会责任的委弃。社会责任就是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它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出于人心中的道德节律,它是一种自我担当的义务与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丧失了,相反盗用虚名,窃取高位,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的能力越来越强。

害了社会,肥了自己,好一个拍马的功能!

中国拍马,不服不行啊!
10.成功进取:不必回避“拍马屁”
我们不用很留意就会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总会产生对于同事中有人爱对老板或上司“拍马屁”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几乎不存在文化层次的障碍,总是充斥于形形色色的人群组合中,尤其充斥在职业空间中。

如果,我说这种不满并非因为有“马屁精”存在,而是不满者对于自己的某种缺陷的最可张扬的一块“遮羞布”,你会怎样想?

我有一位老同学,从军队转业以后做了一家公司的行政办公室一般办事员。我总是听他蝶蝶不休地对周围的同事爱向上司“拍马屁”抱怨个没完。不到一年,他被调离办公室,被安排做了清洁工。他大为恼火,说是遭遇了一群“小人”。他说他的“失败”就是不会“拍马屁”。

而我不久以后便得知,他在将近一年中不只没向上司就具体工作提出过一条可行的建议,而且在他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多次放过他已经发现的有偷公物行为的员工。甚至,他接受这些人的“酬谢”,在一起喝酒时还散布某某爱“拍马屁”,对这种人要加点小心云云的议论。

总之,他确实极不受上司的垂青,不受信任。但这一切是被他自己的平庸、渎职造成的,他没因此被炒就鱼就算幸运

我后来和他谈起这些,他极不以为然。他认为上级和下级、老板和员工之间的隔阂是无经地义的,招屁股坐到老板或上司一边,不给自己的弟克们网开一面才是人格的大缺陷。

在职业范围内,财富、权力、地位及其职业责任是不可能平均,甚至说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突出了因为产权、能力工作效益一直到利益分配方面的区别而形成的不平等。

不少人不是不承认这种不平等,而是不能平衡自己因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落。就像我的这个老同学一样,他对这种不平等不满,他又不能够去改变这种不平等,最可平衡心理失落的“法宝”,就是为这不平等的双方涂抹上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色彩。站在不平等的一方把对方说成不道德的对象,这是最能轻易获胜的“精神战胜法”。然而,这也是最庸俗的职业态度。

我的一个朋友从旅游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应聘去了珠海。也是不到一年,他跑了回来。他愤愤说因为不会“拍马屁”,被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湖南打工仔排挤,夺了他在一家四星级饭店的预订部经理的位置,老板打发他去做客房部的领班,结果他愤然辞职,打道回府。他不屑他说:“那个湖南似尸会什么呀?不就会瞧着老板的眼色行事吗。”

当我和他深谈以后知道,那个湖南讶于是从做“门童”一步步做到预订部经理的,他确实是“瞧着老板的眼色行事”,每一件工作都做得滴水不漏,颇合老板的心意。当这个湖南讶子做到了预订部的领班以后,向老板列举了预订部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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