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心理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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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并不仅限于那些王子、政客和物理学家。最近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有那么一点儿迷信，还有25％的人承认自己比较迷信或者非常迷信。＇3＇另一项调查显示，72％的公众说自己至少有一个幸运符。＇4＇我和英国科学促进会携手展开的2003年迷信调查的结果也显示，现代英国社会中同样是迷信之风盛行。大约有80％的人会习惯性地敲敲木头以避免霉运临头，64％的人会交叉手指祈求上苍保佑，49％的人会避免从梯子下面穿行。＇5＇即便是美国大学中最聪明的一些学生也会做出类似的举动。为了祈求好运，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在考试之前会习惯性地去触摸约翰·哈佛雕像的脚，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则会去摸发明家乔治·伊斯特曼铜像的鼻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哈佛的脚和伊斯特曼的鼻子都因这种迷信心理而被摸得愈来愈光滑了。虽然很多传统迷信相对来说并没有什么害处，比如敲木头或佩带幸运符，但其他一些迷信思想却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1993年初，研究人员想要了解门牌号为13的房子是不是真会给住在其中的人带来厄运。＇6＇他们在30多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希望住在“13号”房子里的人跟他们取得联系，并判断自己搬进房子后是不是的确距离好运越来越远了。结果有500户人家做出了回应，大约有10％的住户表示在搬进13号后的确遭遇了更多的霉运。研究人员还想要知道这种迷信思想会不会影响房价，于是他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的对象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40％的经纪人说购房人通常不愿意购买门牌号为13的房子，从而导致卖家不得不降价出售。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迷信思想的影响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介绍过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他特别着迷于研究人们的出生日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死亡时间。菲利普斯曾在《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迷信和确切死亡时间之间的联系。＇7＇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中，“死”和“四”的发音基本相同，正因如此，数字4在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都被赋予了“不吉利”的意义。中国的很多医院里没有4楼，有些日本人在每月的4日出行时都会变得提心吊胆。这种迷信思想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商店或公司开业时可以自选电话号码的后四位。菲利普斯注意到，在中式餐馆和日式餐馆中，所选电话号码中4的数量要比通常少了三分之一，但这种情况在美式餐馆中并不存在。所有这一切让菲利普斯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知道每月4日所带来的迷信压力会不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人突发心脏病？
为了评估这些迷信思想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分析了1973～1998年期间在美国死亡的470万人的记录。他们将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死亡日期与白种美国人的死亡日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华裔和日裔人口中，每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要比当月的其他任何一天高出7％，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慢性心脏病上，这个比例将会上升到13％。相对而言，美国白种人的死亡率在每月的4日并没有出现峰值。这项研究工作颇具争议性，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对此也提出了质疑。＇8＇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和他的研究团队依然相信的确发生了诡异的事情，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效应”。查尔斯·巴斯克维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人物，因极端的心理压力突发心脏病死亡。
迷信的人不小心害死了自己是一回事，但如果他们的迷信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他人的生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托马斯·斯坎伦和他的同事曾观察过13号星期五的车流、购物中心的人数和医院急诊室的就诊人数。在长达两年的观察时间里，他们发现，与6号星期五相比，伦敦25号环城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在13号星期五要少很多，这意味着那些比较紧张不安的驾车人可能选择了呆在家里。＇9＇随后他们分析了这两天里医院的各种就诊情况，其中包括中毒、有毒动物造成的伤害、自我伤害以及交通事故。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只有交通事故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与6号星期五相比，13号星期五这一天因交通事故前来就诊的人数明显高出了许多。事实上，这种差异是极为明显的，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因交通事故前来就诊的人数竟然激增了52％。然而，斯坎伦和他的同事们只获取了一家医院的就诊资料，所以研究中涉及的数字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发现也有可能纯属巧合。在另一项规模更大但同样存在争议的研究项目中，芬兰研究人员西莫·纳哈查看了1971～1997年期间整个芬兰的类似记录。＇10＇在这段时间内，共出现了324个“黑色星期五”和1339个非“黑色星期五”。纳哈得出的结论与此前的研究结果是比较吻合的，特别是就女性而言。在男性的死亡记录中，只有5％与不吉利的日子相关，但在女性的死亡记录中这个比例攀升到了令人震惊的38％。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交通事故比率的增加是因为驾车人在不吉利的日子里变得特别紧张的缘故。因此，结论已经很明显了：迷信的确会害死人！
火马年
迷信也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依据古代的中日历书，每一年都由两种元素组成：十二生肖（比如羊、猴或鸡）和五行（比如土、金或水）。火马年每六十年出现一次。或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火马年代表着厄运降临。依据传说，在这一年出生的女人生性暴躁，所以绝不是好妻子的人选。这个传说虽然年代久远，却因一部歌舞片而流传至今，歌舞片围绕八百屋阿七的故事展开。1682年，阿七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僧侣，她认为制造一场小的火灾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爱情，不幸的是，阿七是在火马年出生的，火灾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几乎摧毁了整个东京。
上一个火马年是1966年，日本研究人员加藤惠格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看一下迷信思想是否对全体日本人都有影响。＇11＇结果发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令人震惊。1966年日本的出生率竟然下降了25％（相当于那一年婴儿的出生数量减少了近50万），而人工流产增加了两万多起。后续的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并非仅限于日本本土，而且还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在那里生活的日本人也有出生率下降的现象。＇12＇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加藤惠格对手头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结果有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13＇依据传说，在火马年出生的女性会特别不幸，而且命运会非常悲惨。在1966年的时候，要想在出生前知道婴儿的性别还不太容易，因此，为了确保女性后代的数量有所减少，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杀死女婴。难道父母真的会因为古老的迷信传说而置自己的女儿于死地吗？加藤惠格观察了1961～1967年间因意外事故、中毒和外部暴力导致的新生儿死亡率。结果令人不寒而栗。1966年，新生女婴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前后几年，但新生男婴的死亡率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加藤惠格由此得出结论：在火马年出生的日本女婴的确“因为民间的迷信传说而牺牲了”。
日本研究人员平井贤二和来自京都大学的团队评估了另一类日本迷信所导致的财务代价。＇14＇在1873年之前，日本使用的是一周六天的阴历，这六天分别叫做先胜、友引、先负、佛灭、泰安和赤口。时至今日，人们仍会依据传统把泰安当成吉日，而把佛灭看作不吉利的日子。正因如此，很多医院的患者希望能在泰安之日出院。最近三年的医院就诊数据显示，很多患者为了能在吉日出院竟然会刻意多住几天。研究人员估计，这种迷信行为每年让日本多耗费了大约1400万英镑。不仅日本如此，爱尔兰也有一种迷信日期的说法：如果你在周六离开某地，那么离开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也就是所谓的“周六闪，速折返”。研究人员分析了四年间的77000个出生记录，结果发现在周六出院的产妇比预期少了约35％，而在周五和周日出院的产妇数量则分别增加了23％和17％。＇15＇
结论已经不言而喻了。迷信并不仅限于无关痛痒的敲击木头或交叉手指，而且还会影响房价、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堕胎率以及月度死亡统计数据，迷信甚至还会迫使医院浪费大笔的资金在完全没有必要的医疗护理上。
考虑到迷信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宁愿让这些并不理性的想法影响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呢？
彩票、满月抓狂和十三俱乐部
支持迷信思想的人争辩说，这些信仰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们都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这么说也不无道理。在有据可查的所有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几乎都已经发现了幸运符、护身符和避邪物。敲击木头的迷信可以追溯到异教徒的宗教仪式，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得到仁慈而强大的树神的帮助。靠墙放置的梯子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三角形，人们会将其看作三位一体的象征。13之所以被看作不吉利的数字是因为刚好有13个人参加耶稣最后的晚餐。＇16＇
质疑迷信的人并不会把这些历史数据看作迷信成立的证据，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堪忧的、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现象，科学试验一直都无法证实这些迷信思想的确是能够成立的。他们这么说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迷信行为和国家彩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周，全球都会有数百万人购买各种类型的彩票，他们都希望能够幸运地得到一大笔钱，从而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彩票的中奖号码都是随机开出的，应该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够预测到开奖结果。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尝试以各种奇怪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中奖概率。有些人每周都会购买同一组“幸运”数字。还有一些人会依据重大事件选号，比如自己的生日、孩子的年龄或者他们的门牌号。有些人甚至想出了更令人费解的方式，其中包括把每一个数字都写在一张纸上，再把这些纸片撒在地板上，随后让他们养的猫走进房间，猫碰到的那些数字就成为了他们的最终选择。
当英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彩票时，我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彼得·哈里斯以及马修·史密斯决定测验一下各种不同的选号方式。＇17＇我们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时间之外》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实验。我们请1000名彩民在开奖之前把他们选的号码寄给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同时还要描述一下他们的选号方式。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彩民填写完毕的彩票调查问卷。最终有700名彩民提交了问卷，他们想要购买的彩票数量超过2000张。在开奖的前一天，我和马修把每个人选的号码都输入到了一个总的数据表中。做完这一切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收集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信息。如果幸运的人选中的中奖号码真的比不幸的人多，那么幸运的人会选但不幸的人未选的号码就更有可能成为中奖号码。我们此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为实验收集到的数据就有可能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
我和马修就这么做是否合乎道德至少讨论了几秒钟，然后就开始分析收集到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有些数字被幸运的人选中了，但不幸的人并没有选。我们慢慢地确定了“最可能”的获奖号码——1、7、17、29、37和44。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为自己购买了一张彩票。英国国家彩票是在每周六的晚上开奖，并会在黄金时段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和往常一样，49个球被放进摇奖机里，随后依次摇出六个号码和一个“特别”号码。最终的中奖号码为：2、13、19、21、45和32。我们竟然一个号码也没有选对。那么，参与实验的幸运儿和不幸之人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呢？事实上，大家的表现没什么两样。幸运的人选对的号码并没有比不幸的人更多，那些使用各种迷信方式选号的人也并不比随机选号的人更为幸运。至于那些依据自己的生日、孩子的年龄或宠物的行为选号的人，他们的表现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简而言之，在这一次的较量中，理性以1∶0战胜了迷信。
在这个议题的研究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采取了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