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大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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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家住哪街哪巷啊？”
“广场附近，嗯，应该是广场的北边。”
“我家在广场的南边。”说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地球吗？这么小，相逢何必曾相识。
“难怪。”
“难怪什么？”
“连家里的房子都在唱对台戏，何况我们俩。”小姑娘好像很哲理的样子。
“我不喜欢和别人唱对台戏。”
“嘻嘻。”她笑了，笑得不再带着伪装。
十分钟很快过去了，我又爬到火车上。列车员伸头望了望站台，当她确定没有掉队的乘客以后，也上到车里来。她先把门关上，锁紧，然后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不撸不舒服斯基。”
“呵呵呵，看你的块头也不像俄国人。”
“我叫雪锋。”我一向自以为这个名字挺拿得出手，“刚才说的是笔名。”
“这个名字很一般。”她又来了。
“那小姐尊称？”我想听听她的名字是如何地不一般。
“我叫刘红，大家更喜欢叫我小红，笔名是一撸就舒服库娃。”
“呵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小红，这名字好土啊。”
她不高兴了：“再土也比不上你穿的军裤。”
“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庸俗’？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就是庸俗。你去大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和我穿一样的裤子？！”我为自己临时生造的定义得意不止，其实军裤是在上车的时候所有裤子洗了没干，临时顶替用的。
她眼睛睁得老大，使劲端详我。
“看什么看？想表白就抓紧时间。”
“没有，我想看看你嘴里有没有两根舌头，实在太能说了。”
我知道男人嘴太油不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眼里。但是一旦高兴起来，让我举着庄重的牌子走几圈，我会觉得很累。不过，我不想在这个无聊的问题上跟她周旋：“以后怎么称呼你？也叫小红？”
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不好，这是熟人才叫的，我们还不是熟人。”
“你要划这么清楚，我们就以同志相称，怎么样？”
“同志？不错，不错，我们共同的志向是顺利抵达昆明。对不对？就这样说定了吧。”
最后，我俩相约春节的时候一起到广场喝茶。回车厢以前，我去她的工作间交换了电话号码。刚记完号码，榔头过来洗漱了，他恰巧看见我递了一张纸给列车员，于是悄悄地问：“怎么？母老虎让你写检查？”
我说：“没有，写电话号码。”
榔头以为自己没睡醒：“到底怎么回事？”
我诡异地说：“情况很复杂，等促膝再谈。”
午饭的时候，刘红路过，对我们莞尔一笑：“同志，垃圾不要乱扔哦。”
我提着一根鸭骨头：“您看。”说着轻轻地放到垃圾盘里，又用征求的语气说：“同志，满意不？”
榔头看得直想吐，刘红一走就对我大骂：“我呸，受不了你们！”
对山歌
火车穿越广西的时候，我被大好河山吸引得陶醉了。整座整座的山，就是整块整块奇异的石头；整条整条的水，就是碧玉琢磨的练。窗外的一切让人误以为不是画在临摹景物，而是老天悄悄把山水画的美景取下来，直接放在了漓江边上。但天地总是公平的，这样美的山，却让土壤因多石而贫瘠，因此山脚的庄稼不多，只长着些颜色黯淡的杂草。几头大黄牛在铁道边用膳——毕竟这里不是大草原，牲畜也没有草原的同类自由，脖子上都拴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有个木桩钉在土里，以限制黄牛的活动范围。一条尖瘦的小狗冲着火车“汪汪汪
”地喊个不停，似乎在说：“你们声音轻点，黄牛没吃饱的话，主人会拿我卧轨的。”看来，高楼大厦和喧嚣的车流是永远不会让人真正思考的，走出它们的包围圈，来看看泥土和杂草，倒是发现空气中的氧气不少，任你呼吸，任你凭借花草的芬芳飞起来。
要是火车能停，我现在就跳下车去放牛了。
火车行至桂林站，车厢中挤进一伙伯伯奶奶，后面跟着个举小旗的导游。他们都操着清一色的昆明话，估计是组团出来玩的。这伙人安顿好以后，似乎游兴不减，嘻嘻哈哈地吹牛。讲着讲着，一个人忽然起立，在车厢走道里手舞足蹈地唱起了滇剧。车厢顿时活跃了，有人从铺里伸出头来看，有人索性就走过来看，连在中铺冬眠的那个男子也被吵醒了，好奇地观望。我给他掐了一下表，乖乖，足足睡了三十个钟头，换作青蛙都饿死掉了。
第一个伯伯唱完以后，主动去拉第二个。第二个扭捏一阵，站起来又唱，接着是第三个。很明显，他们都是些业余选手，但是凭借老化的记忆，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大段大段的唱词，准确地哼出旋律，而且谁唱得都不差，令人咋舌。
观众认真地听，时而热切地鼓掌。也许车厢里其他省份的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唱啥，但是这帮老头老太的热情，已经感动了所有人，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为自己的毫无生气羞愧不已。
大约是第五个唱完以后，忽然有老人对我们笑：“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别光听不练，也哼几首来听听吧。”周围的老人立刻被点醒了，尤其是刚才表演过的，反应比较强烈，似乎感觉吃亏了，一定要我们唱，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坐在最前线，成了冲突点，只能硬起头皮代表车厢的年轻人回答：“听了你们的戏，我们唱的那些简直称不上音乐。”老人们大度地挥挥手：“管他什么歌，自己唱的就是好歌。”
说着纷纷把矛头转向我，点名让我首轮献艺。我感觉再回绝就有些不通情理，又对自己的公鸭嗓子不甚满意，于是提出：“我先起个头，年轻的会唱就合进来。”这一建议得到双方的同意后，我开始唱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
唱了快一半也没几个人加进来，我有些不安，以为自己走调了，其实很多年轻人是不好意思开口。等我干涩地把歌词念完，老人们没有吝惜掌声，也没有吝惜夸奖，让人觉得受之有愧——在这样的情景下唱《狼》，有点不伦不类，甚至老土，倒是正好验证了庸俗的定义——时尚被无数人重复一百遍的结果。
“好，我回敬年轻人一段。”一位老太自告奋勇地站起来，掐一掐咽喉，用她依旧清亮的嗓音唱道：
一只螃蟹么八只脚，
两个大夹夹么一个硬壳壳
……
哦，这段我听过，是昆明花灯的名段子。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外婆唱这段，可惜现在把词忘干净了。
等老太唱完，我们再唱了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此乃超级大合唱，因为所有人都读过小学，就算有人没加入过少先队，如果他说没唱过这支歌就显得太虚伪了。听着这熟悉的歌声，令人想起小学时的自己是如此那般的革命，任过光荣的大队委（我记不清这个职务的全称怎么念，反正是三条红杠杠挂在手臂上，类似于人大常委），做过明星旗手——这个明星称号可不是自封的，是因为第一次升旗的时候，我没把握好火候，国旗升一半国歌放完了。我们校长从来都夸我有前途，然而这次我令他失望了。望着那国旗尴尬地挂在旗杆半中央，校长恨不得过来掐我的小脖子。好在那时候人小，不懂得面子之类的虚物，我也全没领会周围的紧张空气，依旧在寂静中神情专注地把国旗拉到顶，最后博得了满操场的喝彩。从此，每每轮到我升旗，校长就异常地紧张，直朝我挤眼睛，慌得我使劲使劲地扯绳子，国歌刚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五星红旗已经在旗杆顶上迎风飘扬了，我只能百无聊赖地站在原地听音乐。
接下去又站起来一个老太。
小乖乖来小乖乖，
我们说给你们猜，
什么长长长上天，
什么插在水中间，
什么有腿不走路，
什么有嘴不唱歌？
唱完以后；老婆婆得意地说：“快快对来听听吧！”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别人对山歌，谁想今天被搬到火车上来了。这下子可难住了众书生，抓耳挠腮的有，向后退缩的大大的有。我估计只有榔头能解围了，于是使劲地拽他。就差把他的衣袖扯到我奇％^书*（网！&*收集整理手里拿着的时候，榔头才勉为其难地站起来：“这个——这个——有腿还不能走路？有此物吗？有嘴为什么不唱歌呢？这个——怎么说好呢？这样行不——”
小乖乖呀么小乖乖，
我们这就猜出来，
高楼长长长上天，
桥墩插在水中间，
板凳有腿不走路，
喇叭有嘴不唱歌。
“好！”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喝起彩来，但老太太只是暧昧地笑。
榔头看见那种笑，有些心虚，试探着问：“对么？”
老太太说：“对当然对，只是少了山歌原始的韵味。年轻人们，听好了——”
小乖乖呀么小乖乖，
我们这就猜出来，
状元长长长上天，
荷叶插在水中间，
地主有腿不走路，
茶壶有嘴不唱歌。
“怎么样啊？”
“高，实在是高！”众书生纷纷叹服。
相识何必要相逢
听着家乡的戏，哼着相识的小调，感觉离家不远了。火车喘着粗气爬上了云贵高原，土壤开始呈现出红色。松树占满整片的山坡，只给杂草留出不多的生存空间。若是夏天，一场大雨过后，这些杂草丛里会长出各色的菌子。那些最漂亮的往往有毒，误食后会让人眼冒金星，胡言乱语。我小时候经常跟着哥哥在这样的林子里捡拾菌子，然后拿回家做菜吃，其味道鲜美无比。但是有一次，我们把有毒的也带回去了，其他人吃了没事，惟独哥哥整整两天在家里胡闹。一会儿用竹竿戳天花板，说上面有小人搬东西；一会儿用手抓空气，说有好多
蜻蜓在家里飞。一家人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能不停地对他解释：“此乃幻觉。”他根本听不进去，说着就指着你的手：“看见没有，好多的蜻蜓歇在上面。”
不过，现在是冬季，山上显得沉寂，没有鸟，也没人弯着腰找菌子。
我望着窗外，问榔头：“你闻到没有？”
“闻到什么？”
“松针的味道。”
“没有，我只闻到你的脚气。”
“你小资一点好不，同志？”
“不管闻到什么，反正我们回来了。”
“是啊，回到家，脚气也芳香扑鼻。”
望眼欲穿的时候，昆明坝子终于进入眼帘。旅客们开始忙乱着收拾行李，然后互相道别。
我们给中铺的睡神道别，给对面的三口之家道别，给旅行团道别，当然了，也给刘红道别。火车进站前的几分钟，所有人都背着包站起来，面对着正前方。这让人联想到《拯救大兵瑞恩》中盟军准备登陆的场景，只是前者喜上眉梢，后者紧张万状。
走下火车，我深深吸了口气。榔头兴奋得像个孩子，高声喊着：“回来？，回来？！”是的，胡汉三又回来了。这个留下我泪水的月台，现在我们甩掉了锈迹斑斑的铁轨，就走在你上面，我要从这儿走回家去。
刚出了火车站，忽然发现脚上有些异样。怎么穿着拖鞋？糟了，皮鞋还扔在车上呢。我赶紧拿出写着刘红电话号码的纸条，找了个电话亭拨她的手机。
“喂，是一撸就舒服库娃同志吗？”
“是我。你已经到家了，不会吧？”
“我还在车站门口。你刚才打扫车厢的时候，发现一双黑色的皮鞋没有？”
“哦；原来是你的啊，我扔掉了。臭死了，亏你还留着！”
“你……”
“我以为是没人要的。”
“我……”
“你什么？”
“发……”
“发什么，说清楚呀？”
“发情。哦，不，发疯了。”原本想说“FUCK YOU”，但是想起云南的一句古话“狗笨莫怪茅厕深”，我忍。
“但这鞋真的很臭呀。”
“你不觉得可惜么？”
“可惜什么？鞋子的毛边都磨出来了，早就可以扔了。你没那么小气吧，不撸不舒服斯基同志？”她嗓门挺大，以为碰到了葛朗台。
“不是鞋子的问题，是我们又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你要是不扔，我们回家以后就能再次见面的。”
“呵呵呵！”电话中传出清脆的笑声。
“笑什么？”
“我坦白一件事情，希望你别生气。”
“我不生气，向毛主席保证。”
“我小时候的确住在玉溪，家也真的在广场的北边，但现在不住那里了。去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妈妈刚好退休，她说我们来回跑太累，就把玉溪的房子退还给单位，把家搬到昆明来了。”
“你们？”我像是扛着四十公斤行李在电话亭听故事。
“是的，我们。你刚才乘坐的K181次列车，我爸爸正是列车长。”
“那你为什么骗我呢？”
“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但我太爱惜这列火车了。我父亲跟了它18年，而我呢，一参加工作就呆在上面，它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