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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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本来对阎锡山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听到之后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帮东北军监视阎锡山。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
这边阎锡山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都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训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又返回晋东。
此时，阎锡山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又回来了？
一打听，明白了，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阎锡山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凛然，其实也蛮有点耍无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情况下，不耍无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阎锡山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到蒋介石那里告御状，后者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
第49章 走后门（2）
不用说，背后当然是张学良起的作用。
留驻晋东，为29军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披一披，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次第，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29军的学习榜样，就是南方的19路军。
“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前，19路军不但籍籍无名，还差点在江西战场上做了炮灰。可在那一战之后，全国皆以之为英雄，差不多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
此时29军的处境和淞沪会战前的19路军相仿，后者的成功显然给他们以很大启发。
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穷汉在敢于拼命，舍得拼命方面肯定比坛坛罐罐一大堆的富家子弟要豁得出去得多。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朋友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可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应该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了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场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出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拖拖拉拉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蹲在一口大锅边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过张自忠第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1931年夏天，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蒋介石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虚实。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蒋介石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29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初奉的是张学良之命，后者当时尚未辞职，他让宋哲元去喜峰口驻防。
华北的长城有1000多公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守，只须卡住重点关隘即可。自古以来，长城有三个关隘最为重要，从西向东，分别为：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行军之中，宋哲元突然接到张学良发来的一份电令，要求他们移师冷口。
对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宋哲元大为困惑，身为总参议的萧振瀛却马上明白了其中缘由。
肯定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通过萧振瀛的提醒，宋哲元终于回忆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
在北平开内部军事会议，大家划分防区。张学良拿铅笔在地图上信手一划，对宋哲元说，你守喜峰口。
宋哲元上去一看，认为给29军的防区太多了一点。
少帅说，你别怕呀，旁边不还有个何柱国吗，他可以帮你。
不提何柱国犹可，一提，宋哲元不乐意了。
这兄弟刚刚丢了山海关，一个败军之将，他能给我帮什么忙，不添乱我就谢谢他了！
张学良听完这句话，当场僵住，好半天都没能抬起头来。
其实，宋哲元是个性格直爽、说话不会拐弯的人，当时在会上嘀咕了那么一句，纯属有口无心，并没有想得太多。
了解事情经过之后，萧振瀛跌足长叹。
看来张学良开始忌我们了，他把29军防区由喜峰口换到冷口，是害怕29军会抄袭滦东的东北军之后路！
都什么时候了，作为三军总指挥的张学良竟然还存有这种心思，宋哲元听得目瞪口呆。
事已至此，宋哲元也十分无奈，这下总算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了。
那我们依令去冷口？
萧振瀛想了想，摇摇头。
冷口是孤绝所在，仅有小道跟外面相通，路远天寒。如今东北军又有猜忌防范之心，29军到那里去，在补给上肯定会遭遇困难，这对于今后取胜是极为不利的。
宋哲元看着自己的军师，那你说怎么办？
萧振瀛看了看四周，忽俯耳低语：抗令不遵！
宋哲元吓了一大跳。
我没听错吧，上次就是因为我说话不注意，才招来麻烦，如今再公然抗令，后果岂不是更难预料。
萧振瀛说不妨。
我们可以先派一支骑兵到冷口去做个交代，然后用我个人的名义发电，分别报张学良和蒋介石，请求让29军驻守喜峰口。
宋哲元点点头，也只能这么办了。
电报很快就发了出去。
这两封电报粗看没有什么，推敲起来却大有讲究。
什么叫个人名义？那就是跟组织没有关系，这首先就把29军的责任给撇清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还是执行了，现在只不过发表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而且转圜的余地还大得很，所谓人情通达，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照顾得到。
要说服高层，使29军不去冷口，就得先把为什么要守喜峰口的道理给讲清楚，说透彻。
萧振瀛在电文中分析得头头是道。
喜峰口在长城一线的位置十分险要，三大关隘之中，仅次于古北口。与冷口相比，这里离平津更近。明史中记载，当年皇太极率军南下，特意绕开袁崇焕镇守的山海关，正是从此处突破，并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包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袁督师紧急赴援，亲冒矢石，一身盔甲被射得跟张刺猬皮差不多，最后虽然成功地解除了京师险情，却因为清人施了离间之计，反被自家皇帝给撸了，而大明朝也终于自毁长城，酿成亡国惨剧。
历史往往会重复。如果没有重兵设防的话，关东军将会轻而易举地突破喜峰口。
喜峰口一旦完全失守，冷口守不守都已毫无价值，一则滦东的东北军将失去退路，二则，关东军可和当年清军做过的一样，直接兵临京津城下。
萧振瀛的电文完全是依事论理，就算张学良看了，也难以挑出毛病。
蒋介石此时正在华北，他看过电报之后，即刻复电照准。
这封电令让蒋介石发现了萧振瀛的另外一个才能，那就是除了长袖善舞的纵横之术外，在军事上也有独到见解。
此人堪用。
蒋介石亲自召见萧振瀛，让后者给他汇报华北军情。
末了，他再三嘱咐萧振瀛，长城抗战关系国家存亡，你们守的又是险隘重地，一定要豁得出去才行。
第50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1）
1933年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进入喜峰口。
在实际交锋之后，才发现鬼子不是那么好打的。
由于枪械简陋，在喜峰口，29军平均每打死一个日军，己方就得倒下几十个人。
情况越来越严重，请求紧急增援的电报不停地从前线发往29军军部。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想差距很大。
要想坚守喜峰口，必须有更大投入，然而这无疑也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备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则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模式。部队草创时，包括宋哲元和萧振瀛在内，一共八个结义兄弟，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
此时此刻，“八兄弟”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