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衙内新传-第5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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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注在殿旁越听越恼，当下也顾不得殿上的体面了，即时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借以混淆视听，为何不说宗泽之罪？”
高强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适要说及。”他转过身来，陡地提高了嗓门，向赵佶道：“陛下，辽东之于我大宋，实有泰山之重，不次于燕云二京，今宗泽实无罪，而台谏妄议其事，臣以为过矣。虽祖宗有家法，不杀言事大臣，然臣以为朝中台谏若有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大计，而妄议大臣是非，则亦沮任事者之锐气。昔日范文正公有言，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臣以为至论，请即令台谏对质，若论公罪不直者，请以论者抵罪！”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参劾旁人公事有误者，若是不实，就要以其所参之罪状罪之？高强此言，乃是在挑战大宋朝奉为根本的这一条祖宗家法！
第十四卷 三朝北盟 第三五章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
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芶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避战火者自谁而生？非女真起兵击辽莫属。女真素无仁义之训，其人惟务劫掠烧杀。所到之处掳劫良民为奴，残破州县，占田霸产，而契丹兵败无以抗之，故而辽东之民流离失所，丧父亡妻于女真者不知凡几，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辽东常胜军之与女真者，虽无大战，然连年边境上俱有争斗。非自宗泽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谓宗泽之过？且宗泽到任之后。首务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强以邦交之名。严令辽东之民不许向女真生事复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为乱也。且女真与我大宋虽有往来，邦交未定，边疆迄未划封，何来开边生事之说？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当事人，正要出来驳斥，哪知只说了“陛下”两个字，高强即时截入道：“我奉旨面对辨白，毛御史何可乱我语？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脸涨得通红，待要分辨时，高强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径自向赵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参二罪，滥施爵赏，乃以花荣、史文恭等封爵为言，臣请为陛下辩明。昔日辽国乱象方显，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于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诚之士为北的细作，察探其国中虚实。花荣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时入辽东。彼时花荣已为常胜军统领官，纵使不获战功，亦可家门富贵三世不坠，然而彼激于忠义，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数载间七十余战，为国朝收取辽东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药师等辽国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荣为其言，史文恭、徐宁、栾廷玉等为其爪牙，是乃以数百之众，得辽东之地，国朝二百年来，武将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汉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节钺，不亦壮哉！”
说到这里，高强霍地转过身来，指着毛注冷笑道：“毛御史，若你与花荣易地相处，敢问能成此功否？能于敌国绝域数年而不忘忠义，终能成其大功归朝否？”
毛注气得浑身发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某，某，某自然有此忠义！”甭管事实上能不能做到，但嘴头上不输人，乃是言官的强项。
哪知高强却应声笑道：“然则毛御史亦知此为忠义，乃国士之风也，以节钺旌表其门，不亦宜乎？且辽东之土，汉人居半，辽东之兵，汉人四万，花荣为汉军之首，少说也得与郭药师分庭抗礼，若郭药师得节钺之封，花荣仅得一小将，其势何以服众？倘若军心不服生变，敢问毛御史能否平之？纵使能平，伤损亦重，与一节钺相较，孰重孰轻！”
毛注这才晓得上了高强的当，越发恼火，却再不敢轻易开口。他哪里晓得，此种当面辩论设置陷阱，抢夺话语权的手法，在现代的大学校园中曾经一度蔚然成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股辩论风，把许多大学生都训练成了此道高手。此时的士大夫们文才自然也是好的，却要细细揣摩斟酌字句方可，要有这般急智，那可就需要相当的训练了，高强小试牛刀，果然奏凯。这也是毛御史功底不够，若是面对前朝名臣如苏轼、王安石者，高强多半便要更加小心。
见小计得售，高强心中暗喜，转过来再辩其余三罪时，更是得心应手，将毛注奏劾之论驳得体无完肤。其实按照当时的惯例，御史言事纵使办不成铁案，也无大碍，只要人弄回来了，要怎么搓圆捏扁都不在话下，偏生高强先前就大段议论，把辽东的地位拔高，将宗泽等人的作为与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草率从事了。
“……陛下，似此言事之风，本非台谏之罪，然而以无妄之罪易大臣，罔顾国家大计，却实非所宜。臣深思其中，实因御史言事只及宗法制度，不究实务所致，故而臣敢请陛下降旨，自今御史参职事官者，若查无实据，便以其所言之罪罪之，以惩妄言之罪！”
一听他又是这句话，石公弼亦按捺不住，出班道：“陛下，本朝台谏为重。得与宰相分庭抗礼者，皆以言者无罪之故，无非公议而已，实乃国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岂难道在高相公眼中，竟是奸佞渊薮？臣以为高相公此言罔顾祖宗家法，不知治道之所在，实不堪言。伏请陛下降旨责之。”
呼啦一大片，七八个台谏官员一起跪倒，磕头声响成一片，异口同声地都要赵佶降旨申斥高强，这叫做人海战术。也由不得他们不团结，高强这种奏议乃是危及台谏生存空间的，要是真的以此为定制，就为朝中官员提供了一件极为强力的反击武器，须知官场弄文之事，所有的官僚都是精通无比。那可不是台谏官的专长！如此一来，还叫谏官们怎么活？
赵佶见群情如此，一时也没了主张。他早已有心要将高强外任，是以对此次御史参劾宗泽一事，心下也是有些乐见其成的想法，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注、石公弼等人的眼光还是准的。然而事情闹得这么大，却是他所料不及，事先就连郑居中这样被他安插在尚书省的亲信，也没有传出半点风来，如今事情的焦点居然成了关于台谏的祖宗家法，他虽然贵为天子，却也不能擅加变更。
宋时的祖宗家法，到后来其实已经成为臣僚们钳制皇帝的一种工具，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因此赵佶踌躇片刻，便要依言申斥高强，哪知他正要说话，臣僚班首转出一人，捧着笏板向上道：“陛下，臣有本奏。”
右相梁士杰！在何执中病故之后，梁士杰作为当朝唯一的宰相，在新任左相出炉之前，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臣僚之首，分量毋庸置疑。然而在这次波及到大半个朝廷的风波之中，梁士杰却由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一点意见，颇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而今，他终于是开口了。
“陛下，臣掌中书有年，深感治国不易，须得面面俱到，不可偏废。适才高相公引范文正公，称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以为任事者须谨记，臣深以为然。”
此言一出，众御史皆是暗惊，难道说梁士杰在这场大风波中要站到高强的那一边？
哪知梁士杰话锋一转，又道：“虽然，臣却想起范文正公的又一句话来，宰执行公道，台谏行直道，斯乃国家之幸也！今臣工切谏，直臣之道也；而高相公、宗宣抚等任公事而忘身，如花荣等武臣亦奉忠义而不顾己，此公道也，臣僚中二道兼备，斯诚为盛世之所宜，若非陛下盛德，国朝兴旺，何以至此？臣身当斯时，实不荷之幸也！今当为陛下贺之！”
原来是出来和稀泥的！听出了梁士杰的意思，上至皇帝，下到台谏，心里不约而同都松了一口气。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已经超出了石公弼等人所能控制的范畴，当事人都开始在担心如何收场的问题，现今出来一个够分量的人和稀泥，总是众人乐于见到的。
一圈马屁拍下来，梁士杰察言观色，晓得自己这番话大抵是能够算数的，心中暗喜，这才说到正题：“若说今日之事，实因辽东宗宣抚而起，适才高相公为之辩驳，臣以为所论极当，诚老成谋国之论也，台谏所劾奏之事未尽其实，臣以为曲在御史。”
毛注和石公弼等人脸色齐变，正要力争，梁士杰把手一摆，微笑道：“诸位台端稍安勿燥，中书并无裁制台谏之权，皆在陛下方寸，本相但以一己之管见言之而已。”那意思我说也不算数，你们要争待会再说。
他向上道：“虽然如此，而高相公不顾祖宗家法，责台谏以抵罪之事，臣亦以为过，谅来高相公事功太盛，春秋又富，平素任气而行，始有此论。虽然勇于任事，然只顾公道而不明直道，不明祖宗家法之美意所在，诚非廊庙之器也。”
好嘛，各拍一轮马屁之后，又是各打五十大板。到这个份上，赵佶也迷糊起来了，忍不住问道：“若如卿家所言，臣工俱有所得，亦有所失，此事毕竟曲在何方？”
梁士杰胸有成竹，不慌不忙道：“臣以为，就事论事，直者旌表之，曲者责之，是为至道。台谏言事不谨，当受其曲，臣以为不当使台谏复理此事，可下大理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待中执法而明。”
石公弼脸色一变，已经晓得梁士杰之意。这件事乃是因台谏参劾宗泽而起，若是不许台谏参与审讯。这上面台省已经是输得干干净净，那大理寺属于理民官，受中书制约极重，若不得人撑腰，哪里会来和宗泽这样位列执政班的大臣为难？此事势必不了了之，而首建弹劾之议的几位御史，包括他在内，从此便再也没有面目再留在台省之中，外放为官大概是无可避免的了。
方要出班力争，那官家却已点头称是：“相公此言乃属长者之论，朕以为甚平，只是宗宣抚持辽东之重，临时以事易帅。适才高小卿家以为不当，如之奈何？”
梁士杰却道：“陛下，这天下乃国朝之天下，臣工为天子牧万民而已。岂有去一人而失一方之理？即今虽云招还宗泽。然可与臣工中择一知北边利害者代之为辽东宣抚，先使此人代宗泽安集辽东，而后始招还宗泽谒阙便可。”
赵佶一听，正中下怀，当即笑道：“宗宣抚任边有威声，曾任两府大臣者何人能代之？”
高强见时候已到，当即出班道：“陛下，适才闻梁相公公道、直道之论，臣始知一己管见之差，自觉汗颜之至，不敢复居廊庙。今宗宣抚有事还朝，君王有北顾之忧。常言说主忧臣辱，臣虽不才，于北事差有所知，愿为陛下分此忧，敢请代宗宣抚出镇辽东。”
此言一出，满朝俱是一阵深深吸气声。何解？高强，这个十年以来大宋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终于要再度外任了，而且是因为一场政治争斗而去。按照官场的惯例，象这样离去的官员，有很大程度是受到朝中臣僚的排挤，这一去要想再回到京城，那可就不知何年何月了！好比现今，分明是梁士杰趁机逐走了高强，只要他一天在朝中，高强几时还能回来？
赵佶却如释重负，笑道：“当日何相公病重时上密奏，称本朝知北边利害者莫过于高小卿家，朕亦深以为然，今若得高小卿家镇辽东，朕北顾无忧矣！只是高小卿家掌枢府多年，仓促易主恐未必得人，卿家可能为朕荐
